你试过在厕所做饭、吃饭吗？
细菌、油污混在一块儿，在空气中弥漫，久久不能散去。
切菜板放在洗衣机上面，做饭用的电磁炉摆在电视机下面，做饭产生的油烟，糊在了脸上，又顺势残留在电视机屏幕上。
做完饭要立马清洁擦拭厨具，因为稍有不慎，厨余污渍就会流到床上。
每次吃饭就跟打仗一样，既要将折叠桌、折叠椅从墙角搬出来，又要把孩子的玩具全部收起来，才能勉强腾出一个一家四口吃饭的位置。
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2021 年了，还有人住这儿？
你没有看错，少灵和她的丈夫、两个孩子就住在这样的“劏房”里，尽管老公月收入过万，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们的收入只能租到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子。
最可怕的是，在整个香港，住在劏房的人，并不占少数。
劏，在粤语中指的是“解剖”，意思是把一个东西分成好几个部分。
所谓劏房，就是把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成不少于两个的独立单位，然后作出售或出租用，平均每个劏房的大小在几平米到 10 平方米不等。
可就算是劏房，月租金也要 3000-6000 港币，约占劏房家庭收入的 4 成。
几平米的屋子，对一些家庭而言不过是一间厕所的大小，可对他们来说，吃喝拉撒全都要在这里解决。
房间里没有窗户，也没有一丝阳光，甚至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很难。
衣服只能堆在室内晾晒，有时挂在上下铺的床沿上，有时挂在厕所里，甚至是门把手上。
曾志伟曾在劏房里连续拍了十几天的戏，他说，
“住在劏房里，怎样豁达的人慢慢都会受不了；（戏里）我已经很幸运，房间有窗，很多房连窗都没有。”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压抑的居住环境对于居住者的精神和身体都是一种摧残，而这种摧残有时是连当事人都意识不到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周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也就习惯了。
对于少灵一家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一家四口人围在小餐桌前吃饭，尽管物质条件算不上充裕，但这个 10 平米的房间，至少可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和谐运转，成为心灵深处无可替代的避风港。
作为一对 30 岁出头的夫妻，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排到公屋（政府廉租房）。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用同等的租金，租到三四十平方的、公共设施齐全的房子。
只是他们也说不清，自己还要等待多少个 5 年才能住上梦想中的公屋。
香港深水埗，是全港最贫穷的地方，却有着全港最高昂的租金。
这里的房租高达 2823 人民币每平方米。
而这里，正是笼屋、棺材房的聚集地。
住在“棺材房”，每天早上一睁眼，乌压压的木板压在脸上，环顾四周也是一个全封闭的空间，让人喘不过气。墙上挂着唯一一件换洗的衣服，连生活用品都少得可怜。
所谓的“笼屋”，就是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
“笼子”里边除了床具外，还有各种生活用品，而这些住在“笼子”里的人被形象地称为“笼民”。
而住在这儿的人就像鸟笼里的鸟一样，从躺在木板上的那一刻，身体和心灵就一并被这铁丝网困住了。
又或者说，困住他们的不是这散发着铁锈味的铁丝网，而是那种对生活的希望和期待。
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
在香港，像少灵一样住在劏房里的人，至少还有 20 万，
住在“棺材屋”、“笼屋”的人，约占 10 万。
而 30 万人，换作在内地，是一个和香港差不多大的中小型县城的人口数量。
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香港当地的土地开发率不到四成，“填海计划”也一直在进行中，按理说还是有土地可以修建房屋的，为什么市民的住房还是没有得到保障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大量地皮的房地产商和炒房人士不希望大量供房。只有以一个供需不平衡的方式修建、提供房屋，才能保证当地房价不会大幅度下跌，甚至是处于一个高增长的状态。
商人赚钱利益，以牺牲老百姓的生活为前提，这样畸形又矛盾的社会，并不会让那些住在劏房、棺材房里的市民感觉到快乐。
那快乐的是谁？我不说你应该也可以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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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宅的下方，住着流浪者
提起香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里是一个资金雄厚的繁华大都市，
马路上的行人匆匆，低头快走，没有人四处观望，没有人留恋沿途的风景。
餐厅的服务员不会耐心给你介绍餐品，而是用蹩脚的普通话回答你：“是的/不是的”；
出租车司机用高超的车技在油门和刹车之间频繁转换，尽量保证用最短的时间通过最多的红绿灯。
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完美地体现了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
无论是金融大厦里的大人物还是路边茶餐厅的小人物，都明白这句话蕴藏的道理，他们更拼命地工作挣钱，只为了生存下去。
但像住房这类的严峻的社会问题，犹如阴暗的 B 面，隐藏在光鲜亮丽的繁华大都市皮囊背后。
而这 30 万的香港人，躺在拥挤狭窄的房间里，他们或许也会像无数香港城外的人一样，幻想着高楼大厦里奢靡的生活，但那对他们来说只是梦而已。
至于那改变生活的方式，我们不知道，劏房人不知道，笼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