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由剩余价值率决定，因为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因此，可变资本越大，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就越大。
剩余价值量=预付可变资本量×剩余价值率 （总剩余价值量=公司所有的员工工资×剩余价值率）
假设一个公司员工总人数为100人，每人每月工资3000元，公司一个月的人工成本也就是预付可变资本量为30W元，公司一个月的净利润为90W元（净利润指销售额减去生产成本减去人工成本），则老板一个月净赚60W元，剩余价值率=60W/30W*100%=200%。老板要想提高剩余价值量，要么提高可变资本量，要么提高剩余价值率。
一种是多招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剩余价值量，增加额外收入；
另一种是多加班，在保持人工开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还有一种是两者都要抓，一边多招人另一边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在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的同时从8小时提高到9小时，其实只要延长了工作时间就能赚钱，但是如果不给加班费的话就减少了人工成本，多赚一块是一块。
依靠增加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率提高剩余价值量的前提是资本家有足够的销售市场能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商品卖出去，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的东西有一定的消费市场，那么依靠多招人多加班的策略并不能给老板多增加收入。
而消费市场的缩小却会让资本家偏向于减少开支，一边裁员减少人工成本，一边延长剩下的员工工作时间，以此来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剩余价值量。
一个资本家在生产中所获得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当资本家占据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后，员工数量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多。
并不是任何额度的货币都可以转化成资本，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中有一定的最低额度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额度，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按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
通俗地说，资本家在购买了生产资料后，在租好了一个店面后所剩的钱还能够给员工至少发一天的工资，如果一天的工资都发不了，那么这种转化就不能维持下去。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阶段，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货币额度，往往不是由单个人所提供的，而是由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完成的。中国的国企改革，私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国有资产，造就了第一批先富的发家史。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逐渐演变成一种对劳动，对员工本身的指挥权。作为资本人格化的化身，资本家监督工人按规则和相应的强度工作。作为他人辛苦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价值的拥有者和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出了过去所有以直接强制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老板说什么员工就要做什么，企业管理者在古代有另外一个比较贴切的名字“监工”。整个管理学是一个“监工”学，如何让员工听话，如何画饼让员工主动努力加班，以我工作多年的经验，如何快速地上升为公司的管理者？
一个是摸清楚整个生产过程的运营，有什么问题都能靠自己解决，这是管理者的基石；
另一个是化身为资本家的走狗，听话、主动加班提高工作积极性，甚至在此基础上带动他人一起加班，减少他人上班摸鱼的机会，满足了老板增加剩余价值率的需求。这种人统称奋斗逼。
如果这两点都能做好，在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家企业，成为管理者成为新一代的监工只是时间问题，只要有管理岗位空缺，老板第一个会让你上，其热情态度与游泳健身的销售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样一来少不了底层员工的碎碎念。
如果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考察生产过程，那么工人只是把生产资料当成有目的的劳动手段和材料，店面、机器不可能是员工的资本。如果从价值增殖的过程来看，生产资料就转化为吸收员工劳动的手段，而不再是员工使用的劳动资料。货币单纯地转化成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成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变成了榨取他们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不管是做手机的车间还是做蛋炒饭的厨房，这些机器锅碗是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他们的印钞机，员工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些钱需要人来印，人越多印出来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车间饭碗等生产资料只是用来吸收工人劳动的手段，它可能是工地的一块砖，也可能是程序员的键盘电脑，其目的是资本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员工的劳动转化成钱，因为这些砖块、键盘电脑、车间是资本家的，所以对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处理如何分配，他们都有合法权和强制权，厨师有炒饭的权利却没有吃这碗饭的权利。
于是生产资料成为榨取员工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