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奥派经济学家威廉·赫特（W.H. Hutt）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批评者。然而，他关于新经济学革命为何发生的推测更加引人入胜。赫特证明了，所谓“新经济学革命”是一项从根本上说不诚实的工作。凯恩斯长期以来一直坚信通货膨胀和公共支出。他的《通论》是为支持自己的信仰寻求智力基础的巅峰之作，只不过，根基不稳。如果他用含义清晰的词汇来陈述自己的论点，那么他的论点在某些方面就会被认为是无争议的，而在其他方面则是不正确的。《通论》中惊人的复杂性、刻意的糊弄人和“辩证把戏”是必要伪装策略的组成部分。
在凯恩斯《通论》出版时，英国经济正处于严重停滞状态。英国长期处于大规模失业中。赫特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定价问题”。大多数工资水平被固定在了市场出清水平之上。这是因为人们采取了刻意的货币紧缩政策来弥补战时的通货膨胀。这样做是为了把英镑兑黄金的比价维持在战前的金本位兑换水平上。然而，劳动力市场中某些部门的工资被固定在了高于之前市场出清水平的较高名义工资水平上，在物价回落之后，这种状况肯定更严重了。工资刚性主要是工会通过罢工威胁和有组织胁迫来实现的。慷慨的激励性福利支付，鼓励闲置劳动者继续失业，也是大规模失业的促成因素之一。
经济萧条使得劳动力对商业企业的价值降低了。失业劳动者本可以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工作。一个合理的工资待遇水平，在经济不景气时要低于景气时，但生产性劳动对雇主来说总有一定价值。然而，价格刚性和限制因素使得劳动者宁可处于闲置状态（也许还有灰色副业可以维持生活），也不去正规就业。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代英国经济学家意识到，没有什么根本理由让人相信劳动力自由市场会不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是超过市场出清水平的价格（工资），导致了劳动力的过剩（供过于求）。商业企业的利润动机，还有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之间的竞争会推动工资走低，直到劳动力过剩不复存在。市场能够也将以更多数量和更低价格出清。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
英国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政治是阻碍工资水平回落的主要因素。工会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敌人。赫特描述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任何旨在消除人为的障碍……以市场出清水平为产出定价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哈耶克（F.A. Hayek）就同一议题写道，凯恩斯认为，“只有通过一场痛苦而持久的斗争，才能直接降低货币工资，而这场斗争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治疗英国病的法子是政治手段。如果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试图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全面对抗那种妨碍价格体系运转的体制性障碍，那么经济可能已经复苏了。阻碍劳动力充分参与生产活动的非弹性工资将会变得有弹性。
赫特希望出现 “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拥有睿智和勇敢的顾问”，他愿意告诉公众这个真相：停滞是由工会的垄断行为造成的；失业救济金阻碍了生产；市场定价——即使有一些价格（包括工资）降低——也会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前景。如果有影响力的人道出了残酷的真相，那么公众舆论就可能会做出回应。
然而事态并非如此发展。那些有发声资格的人不愿这样做，他们害怕失去选票和结束职业生涯。由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给了工会受尊崇的地位，这样的批评不会受到欢迎。失去失业救济金同样不受欢迎。当时的“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有自己的方式。
赫特同样把责任归咎于经济学专业人士，因为他们知道真相，但没有说出真话。赫特以庇古（Pigou）为例：庇古发表的著作表明他理解这个问题。然而，“他仍然明显地避免推荐唯一剩下的非通胀解决方案，即降低劳动力投入价格，以便使最终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政治和经济精英开始寻找一条更近便的出路。在排除了真相之后，“他们摸索其他的诊断。”问题就变成了，要如何避免直面真正问题的痛苦。解决办法就是通货膨胀。人们认为，只要采用适当的剂量，瞄准精确的目标，通货膨胀就可以打破僵局。如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刚性名义工资上涨，那么实际工资水平就会下降，直到其抵达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雇佣人手了。而劳工可以昂首挺胸，骄傲地假装薪资没有减少。只有幸福的收获，不需要痛苦的付出。
从此，精英们的观点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之前他们还一直认为通胀是一件可耻之事。虽然公开鼓吹货币贬值在英国的政策圈子里还不怎么受人推崇，但赫特写道：“‘得来容易的钱’可以带来繁荣、缓解失业，而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这种观点在美、欧大陆工商界越来越盛行。”
这一观念开始变得流行，如果总购买力因为总供给不足而出现不足(由于投入要素价格和产出产品价格——已经在工会或其他垄断的强迫下——高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那么这种不足，就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得到某种方式的补救。
“萨伊定律”是拦路障碍。这个定律是当今给李嘉图、密尔和萨伊在“普遍过剩辩论”中提出的真理所起的名称。这场辩论是马尔萨斯和这三位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在十八世纪发生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经济萧条通常由商品供应过剩所引起”。从不同的角度看，这可以被描述为总需求不足。李嘉图、密尔和萨伊都认为，一种商品的供应构成了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而这另一种商品，也是由另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如果每个需求都构成一项供给，反之亦然，那么总需求和总供给就是相符的。它们只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虽然某一种商品也许会供过于求，但从总体上看，相对于供给而言，需求永远不会过剩或不足。
萨伊定律和价格弹性构成了赫特对通胀政策的双重批判。赫特认为，英国的需求确实不足，但这仅仅是因为供给不足。而供给之所以出现不足，是因为一些劳动者的劳务没有根据市场出清水平来定价。这些劳动者变得无活可干，因为雇主不愿意提高薪酬报价，或者没有能力这么做。
赫特的作品
赫特写道，在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主义（通过通货膨胀刺激需求）在英、美两国“广泛存在”。众所周知，凯恩斯从“货币奇想者”身上汲取了灵感。“货币奇想者”这个词，指的是历史上的一群思想家，他们提出了印钞通往繁荣之路的“先进”方案。哈耶克关于福斯特（Foster）和卡钦斯（Catchings）的文章，论述了10年前凯恩斯“节俭悖论”的美国版本。
引用凯恩斯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的话，赫特指出，凯恩斯在《通论》发表之前，至少花了十几年时间专注于其毕生目标。他迫切希望成为通货膨胀和公共支出的倡导者。他从直觉上认为，这正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而要找到站得住脚的经济理由，则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世纪以来健全的经济理论挡住了他的去路。还有讨厌的萨伊定律。通货膨胀仍然声名狼藉，甚至是“自杀式的”。他看不清前进的道路。
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在“寻找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他自始至终的“第六感”是，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控制支出，可以解决以失业为表现的失调问题。他原本似乎认为，这可以在避免（通胀所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的情况下实现。我认为，他的智力思考包括——以极大创造力——到处摸索似乎那些看起来支持他“第六感”的思维方式，选择并急切地抓住那些支持的，抑制那些不支持的。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
因为结论是固定的，只需要改变得出结论的方法：
意识到自己的声誉和修辞技巧，他极度自信，似乎只有在他之前的思考往往导致偏离而不是直抵他直觉上认为的结论时，他才会表现出自我批评的态度。他之所以抛弃了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是因为他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尽管有时是以完全不同的、前后矛盾的方式，来陈述一个从本质上说没有修改的理由（…）虽然他对政策的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不断地改变论据、假设、术语和公式，这些都可以用来证明这些信念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的基本思想只有在特定的概念、公式或术语方面才会发生改变。
在不违反经济学定律的情况下证明市场出清不了，其难度大致相当于证明1+1=3。这项任务需要靠非凡的修辞来掩盖公然违反逻辑的行径。1930年，凯恩斯的《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作了首次尝试，但失败了，哈耶克在一篇毁灭性的评论中把它撕成了碎片。目标仍然不变，但需要一条迥异的路线。
凯恩斯失败过一次，但这一回，他的《通论》取得了成功。这本书可能是经济思想史上最糊弄人的著作，它对通货膨胀进行了粉饰和遮丑式的描述。给那些被抛弃的货币政策奇想者恢复名誉，产生了一种驳斥萨伊定律的错误尝试，一种不断花钱和实行通胀的政策。有必要用一种错综复杂到令人惊愕的模型来粉饰这个结论，以便能够合理地否认它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连凯恩斯的支持者也承认，这本书写得很差，晦涩难懂；然而文字晦涩是一种特色，而不是一个缺陷。
赫特解释说：“一种灵感突降的洞见使凯恩斯主义者意识到，如果另取一个名字来称呼通货膨胀，比如‘维持有效需求’，[它可能]会变得体面，甚至受人尊重。”赫特继续评论道：
但凯恩斯，觉得提及这个不可启齿的词，无异于政治自杀，领会到通过史上最成功的“变戏法”，欺骗那些本身希望被骗的观众，才是一条出路。我不是在指责凯恩斯学术不端。只不过，他是在以诡计自欺欺人。
在赫特看来，《通论》的成功来自于三个因素：
- 首先，它为通胀主义提供了学术合法性，而这正是各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想干 的。它们先前之所以被阻止，只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项不健康的政策。
- 其次，它提供了一个逃生出口，以摆脱赫特所说的“在说服任何政府保护或促进（劳动力市场定价）方面的‘政治不可能’”。
-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它是作为通往凯恩斯梦寐以求之政策的理论桥梁。
赫特这样说明凯恩斯对《通论》获得成功的喜悦：“凯恩斯兴奋无比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找到了支持政策的论据，他知道这些论据必定会格外受欢迎和有影响力”，且“消费不足是衰退的根源，这一论点当然是为政治上的可接受量身定做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学’相对于旧经济学，具有流行起来的巨大优势。”
众所周知，哈耶克决定不给《通论》写一篇批评文章。如果他这样做了，革命会被阻止吗？自那时起，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也许阻止不了。在他的权威著作《凯恩斯插曲：再鉴定》（The Keynes Episode：A Reassessment）中，赫特说，凯恩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性、魅力以及在学、政两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反对凯恩斯，可能会对持异见者的公共生涯造成致命影响。
这就好像凯恩斯身上有某种类似于“绝地念力”的东西。让赫特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杰出的经济学家——那些对这门学科有着深刻领悟和全面掌握的人——在凯恩斯面前，居然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脑死亡”。他可以赢得任何现场辩论，但当被迫以书面形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这给了对手时间去识破罗斯巴德所说的“庞杂纠葛的谬论”——就没那么容易了。赫特记录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他脱离现场后的“撤退”。这项工作最初的主要论点，失业均衡，很快被认识到是一个谬论。从那里开始，他的作品的主要主张就一个接一个地沦陷了，要么是在他的追随者战术撤退时遭友军误伤，要么是遭到敌对势力的攻击。
然而，《通论》创造了一个缺乏基础的持久结构。赫特在1974年写道：
矛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似乎仍然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毕竟，萨伊定律并不奏效——至少不按旧的一般均衡分析所认为的那种方式起作用；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肯定会感激凯恩斯，与其说是感激他对经济方法的贡献，不如说是感激他的《通论》在多年前某个不明转折点上带来的对政策有利的后果。
这场革命，就像一套定制服装，与通货膨胀和债务政策相适应。它之所以成功，恰是因为它的破产。在读这本书时，赫特认为其“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本书作为对思想的贡献，被断定是有其缺陷的。”他将这场革命描述为“一个逐渐引导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迷宫（…）许多人至今仍然迷失其中”。凯恩斯发展了这一理论，是为了支持其毕生的目标，却眼看着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家们利用了他的革命来支持他们的目标。金融媒体和美联储经济学家寻求促进消费，国会沉迷于“刺激”，美联储经济学家相信，通过印钞，他们支持着生产。
赫特的推测对于回答我们是如何沦落到这一步田地的这个问题大有助益。萨伊定律常被表述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在知识生产领域，凯恩斯革命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对经济谬论的需求创造了它自己的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