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是个经常被使用的政治名词，它出现于20世纪中叶，得益于殖民主义的退潮，不少曾经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些地处亚洲和非洲的新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三世界”（Third World）。
这些国家之所以被称为“第三世界”，是因为它们既不同于“第一世界”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又不同于“第二世界”的普通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征是落后与贫穷，然而，贫穷与落后并不代表力量孱弱，“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就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巨大力量。
“第三世界”概念的由来
首先提出“第三世界”一词的人是阿尔及利亚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法农看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都限于某种困境，从而无法实现工业化。汉学家卢锡安·派（Lucian W. Pye，又名白鲁恂）发展了法农的说法，他认为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达到“稳定和有秩序的变革”（stability and orderly change）。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结合二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统一、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方面，都存在无可回避的顽疾。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有4种表现：
第一、经济上，开发程度低；
第二、政治上，奉行不结盟；
第三、文化上，非西方文化；
第四、地理位置上，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不过，被认定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很少4种条件同时具备的。
卢锡安·派（Lucian W. Pye，又名白鲁恂）
举例来说，中东石油输出国有很高的收入；拉丁美洲有许多国家保留了西方文化；亚、非、拉地区也有日本、新加坡、韩国、以色列等不属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就是说，“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一种“筛选机制”，而只是一种模糊的称谓，用来代指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贫穷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的首要问题，其实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整合困难。
国家的统一与整合
“第三世界”国家大多脱胎于殖民地，在国家整合与认同方面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现在的亚、非国家中，只有数个国家的独立时间超过五十年以上，各国疆界因受殖民统治的影响，往往呈现出极不自然的人为干预状态，所以各国为了促成民族团结，不得不“追溯”历史，例如，1957年由黄金海岸与英属多哥合并而成的新国家取了“加纳”的名字，希望以此让人们记起中世纪时的非洲加纳帝国。无独有偶，法属苏丹建国时以马里命名，希望借此名字让人们记起尼日河上游古老的马里帝国。
殖民地军队
另外，1975年，达荷美（Dahomey）改名为贝宁，是为了纪念15世纪至17世纪的贝宁王国。与之类似，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71年改名扎伊尔（Zaire，1997年改回刚果），以及上沃尔特于1984年改名布基纳法索，均出于历史的考虑。
将国家名称改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古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为团结国民，聚拢民心所采取的的一种务实策略，藉由追溯历史，可以让因殖民经历而陷入“空虚”的本国历史观充实起来，使新国家的人们有归属感，从而更好的融入新的环境。
但并非改一个名字就能解决新兴国家内部的所有差异，例如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Cyprus）在1960年独立后，由于历史原因，该岛上存在两个文化背景的族群，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内乱。国家的统一和整合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就会牵出“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二个问题——政治制度建设的困局。
政治制度的困局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缺席了自主“近代化”的过程，所以在政治制度方面，往往模仿自己曾经的宗主国或者先进工业国，大多渴望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然而，西方民主政治是在高教育基础上，通过富足的工业化社会不断演变而成的，所以有其特殊性。“第三世界”国家过去长期受殖民统治，本身并没有因工商发达而产生的社会阶层，百姓的教育程度也偏低，因而并不具备学习西方的条件。
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
政治理论家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第三世界”根本无法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其实源于其信仰和伦理价值，这是“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不具备的先天条件。
卢锡安·派也指出，西方国家曾经一度想把自己的制度与法律移植到殖民地，期望在当地复制本国的制度，为殖民地建立秩序，然而其结果却南辕北辙，不仅没有建立新秩序，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使殖民地呈现出长期的不稳定状态。曾有被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实现民主制度，因为百姓不具备参与现代政治的知识和意愿，权利和义务这样的概念都没有普及，何谈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不过，新世纪以来，由于政治制度的多元化越发丰富，“第三世界”国家可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多了起来，它们也在逐渐摸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制度。如果说政治制度可以学习，那么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是也可以学习？现实的答案并不简单，“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处于发展经济的迷惘中。
发展经济的迷惘
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经济的问题可以算得上是沉疴痼疾。20世纪中期，很多国家认为经济的停滞在于殖民体系的余毒，只要实现独立，经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独立之后却愕然发现独立并非标本兼治的灵丹妙药，一潭死水的经济仍旧毫无起色。
脱离了旧有的殖民经济体系，如何给自己定位，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首先面对的困境，由于曾经有过被殖民和被剥削的痛苦经历，它们倾向于发展集体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掉头重新发展完全的市场经济，但碍于文盲率过高、知识水平低、贫富分配不均等社会条件，供求市场迟迟无法建立，经济又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两个原因的掣肘，其一，作为殖民地，它们曾经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往往只是某种原材料的产地，缺乏完整的工商业体系，想靠一己之力建立“大而全”的经济模式太过困难。其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优势位置”。作为后发国家，虽然有后发优势，但往往要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游戏规则”。面对经济体量巨大的先进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孤掌难鸣，单凭自己搅不起滔天浪。所以，“第三世界”国家会利用团结的力量，施加集体影响力。
“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在国际政治中，“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国力并不突出，但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可否认，“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利害上的冲突，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选择面前，它们会摒弃分歧，站在共同的立场上，如反殖民主义和反经济霸权。“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影响力，来自“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首次峰会
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有29个国家参与，后来在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萨尔等人的倡议下，发起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1961年，“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举行首次峰会，当时有25个国家参加，时至今日，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已达103国。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总部设在万国宫
不结盟运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开了一个好头，后来为了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举行过两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当时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团结一致，形成一个集团，这就是著名的“77国集团”（Group of 77），后来这个集团扩容到100多国。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77国集团”，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这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第三世界”与“美丽新世界”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实力强弱的区别，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汇聚成无坚不摧之力，使国际社会秩序没有“走偏”，一直行驶在主权平等的“车道”内。国力有强弱，国格无高低。虽然“第三世界”国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克服，但只要它们团结一致，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和公正，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第三世界”这个名字会被“美丽新世界”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