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帆导读 ] 盛唐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与李白相比，更为关注对社会现实的描绘，所以我们常说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中，从小就被儒家典籍所浸染，并将儒家思想深深地植入脑海，使之成为其一生遵循不二的基本思想准则。无疑，儒者的主要思想就是“忠君爱国”，杜甫则达到了“每饭不忘君”、“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抒怀》）的程度，足见他对儒家思想的信奉。他常常以儒者自居，自称为“老儒”、“腐儒”，还“自比稷与契”，希望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国家和民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国家的存在。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一位真正的儒者在“忠君爱国”的同时，一定会热爱自已的民众，以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方式推己及人，甚至以舍己为人的态度来关心民众，这就是较为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位儒者，他为国运担忧的同时，也为民众的生命和生活担忧，希望能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希望为民众们不堪忍受的悲惨生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世上为自己担忧的人比比皆是，能够做到博爱他人的人道主义者并不多，尤其是在距今1 000多年前的唐代，其精神尤为可贵。杜甫的现实生活题材诗作在其诗中占大多数，这也是其诗歌被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的诗歌，几乎记录下他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大事，比如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的穷兵黩武，安史之乱中唐王朝的屡次失败之战，安史之乱慢慢平息时的战事状况，还有期间的玄宗转徙蜀地，肃宗奔往凤翔登上帝位，以及借兵回纥等。阅读杜甫的诗歌，就如同在阅读一本声情并茂的盛唐由盛转衰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历来不重视对史事过程的描述，更多地关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前因后果，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可以明智、可以博学，但是却很少给人以美的享受。杜甫的“诗史”诗则不是这样，他的确是用诗来记录史事，表现自己的史识，却或者用富有感情的诗笔描绘史事发生的场面，或者抓住史事发生时的典型小事件典型小人物来折射史事，或者史事只以背景知识的方式出现，作者主要表达的却是史事所牵出的思考与情感。
某种程度上说，其“诗史”充满了对重大国事的关心，对各种民瘼之苦的关心，可以说，这.“诗史”就是将此间唐王朝的历史以情景剧的方式呈现出来，将概念上的史变成了具体的事，给予读者最为直观的历史认识。杜甫在漫游、行旅和闲居时还创作了一些写景咏物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诗人眼中，景观和风物会随自己的心情变更。当心情平静时，杜甫笔下的风景是优美的、闲适的；当心情忧虑时，其笔下则现出壮阔的、急促的风光。当然，杜甫还创作有题画、诗评等众多题材的作品，使盛唐诗歌的题材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杜甫的诗歌虽然题材广泛，体制多样，但其基本色调是“沉郁顿挫”的。“沉郁顿挫”本是杜甫用来评论自己的《雕赋》的，“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后代的诗评家就用“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沉郁主要是指诗人情感的深挚、沉雄、郁结、抑塞，表现为其诗歌情感之深、之厚和之浓。杜甫敏锐的洞察力，使他能透过唐代全盛的表面看到黑暗和不公的社会现实，悲凉之感油然而生，郁结于胸。不幸的是，安史之乱爆发了，于是那种种悲感不但没有机会舒解，反倒层层累加起来，然而杜甫又是幸运的，郁结而又层层累加的情感成就了他的诗歌，使其诗歌中的情感跟盛唐大多数诗人的豪放爽朗不同，表现出理性和思考的深度。杜甫诗歌关乎国家与民众的命运，不岌岌于一已的生死存亡、功成名就，具有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其诗歌也表现了他因民众生活的凄苦而思其事、夜梦其事，从一己之事而思及天下所有的民众，将民众看作自己的友人、兄弟、父母妻子，可见其诗歌情感之浓。顿挫则主要是指情感表达上的委曲抑扬，主要表现在其诗歌讲究情感抒发的层次和节奏上。
沉郁之情感如果以李白式直抒胸臆的手法出之，则沉郁全无，酣畅尽显，杜甫之风格尽失。如果以抑扬顿挫的手法来安排诗人高昂与低落的情感，使两种不同走向、相同本质的情感相间，就可产生高低错落的美感，其情感主线也波澜起伏，句断意连。沉郁就有如长江的水源唐古拉山，具有无穷无尽的活水；顿挫就如同长江那九曲回环的水道，缓缓流淌，最终汇入大海。在杜甫的诗中，沉郁与顿挫相得益彰。因为杜甫情感沉郁，那顿挫就不显得矫情做作；因为以顿挫出之，则他的沉郁情感才能不显得死板呆滞，才能更见沉郁之深刻与浓厚。当然，杜甫的诗还“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
可谓风格虽多样而其艺术成就同样很高。杜甫诗歌各体兼工，创作起来都游刃有余。他认为，诗歌创作需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经过对艺术手法的广泛学习，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他向汉乐府学习，在创作中精心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并且注重典型细节、对话等的描写，后来创作了许多新题乐府，直接开启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他还大力学习唐代刚刚完善的格律诗创作，以至在七言律诗和长篇排律的创作上几乎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作就是《秋兴八首》。
另外，他继承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炼字、炼句的传统，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创作出许多经典的诗句，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登高》）“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的确，李白、杜甫这两位盛唐诗歌史中的“双璧”，以他们高超的艺术成就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征服了后世文人，将中国诗歌史上情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两位诗人的艺术精神泽惠百世、沾溉万代。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那么，李杜的功劳是值得永世传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