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很多领域。在经济学范畴，奥地利经济学家J #183;A #183;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形成了最初的创新理论。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创新经济学理论的产生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内容主要包括：
1．从生产函数出发，研究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变化实现的新组合。其创新概念坚持了发展的观点，强调了实现创新的新组合是通过小步骤地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
2．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循环性。
3．提出创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创新者、模仿者、改进者互相竞争和蚕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新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熊彼特在经济学领域对创新理论的研究，将创新和企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初体系，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基础。其追随者把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2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从而出现了技术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以技术进步为变量，构建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经济学与统计学理论进行有效结合，以经济部门的历史数据为依托，通过统计学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1957年，索洛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本身和“技术水平恒定”的限制加以改进，从希克斯中兴技术进步出发，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指出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技术变化项保持边际替换率不变，而仅仅增加或减少由给定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索洛把生产函数写成：
Y =Aboldsymbol{f} (K,L)
其中Y、K、L、A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
索洛通过对美国1909年至1949年间私营非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段时期内，每人每小时的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了87.5%，而其余12.5则是依靠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据此，索洛进一步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在带来创新收益的同时，也受到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影响，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以技术创新的模仿和推广为对象进行研究该阶段的研究并不是对于技术进步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而是将研究的视角转换到技术进步的扩散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如何实现在部门间的技术扩散，是该阶段研究的重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式。曼斯菲尔德对于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对模仿(某企业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后，其他企业以它为榜样，也相继采用这种新技术)和守成(某企业采用一种新技术后，其他企业并不模仿它，依然使用原来的技术)的研究，模仿率是以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为榜样的其他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如何在本部门逐步推广，如何被其他企业相继采用的关键。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式试图说明一种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后，要多长时间才能被该部门多数企业采用。模仿率差别大的原因，可从技术推广模式中对有关因素的分析和估算中得到解释。
由于曼斯菲尔德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些纯理论的假定基础上，与现实有相当的差距，因此，他的技术推广模式是一种理论化的模式，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是在一个部门内部的推广。而实际上，技术推广不单单局限在部门内部，在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环境中都能够推广。
3．以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为对象进行研究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市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通过对垄断与竞争两种不同市场结构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的研究，经济学家意识到：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极大地制约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M·卡曼、N·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M·卡曼、N·施瓦茨认为，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市场竞争程度的强弱；二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三是垄断力量的强弱。他们将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预计可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引诱而采取的创新措施，即所谓垄断前景推动的创新；另一类是迫于竞争对手的威胁而采取的创新措施，即所谓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他们认为，要使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两类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只有垄断前景推动的创新，一旦企业的垄断实力增强，足以保证垄断利润的获取，创新活动就会衰减甚至停止；而如果只有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则所有企业都只想做花费成本较小的模仿者，而不愿做花费成本较大的创新者。M·卡曼和N·施瓦茨的这种分析，旨在进一步论证，垄断竞争型市场是最适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
4．以国家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进行研究熊彼特在其创新经济学理论中曾经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然而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它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
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通过对企业环境的界定及其与组织制度动态性的研究，理论界普遍认为环境与组织制度之间是一种互动性的匹配关系，二者必须互相适应。格罗夫提出环境分析的“三维”概念，认为任何环境都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三个维度分别是：环境的动态性、环境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容量。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不可能去适应组织制度，为了保证企业的持续性增长，必须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在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制度创新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该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往往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只有在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成为可能，技术创新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证。他们提出促成制度更新的主要因素有：一是规模经济性。市场规模扩大，商品交易额增加，促进制度变革，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二是技术经济性。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企业规模扩大，促使人们去进行制度创新，以获取新的潜在经济利益。三是预期收益刚性。社会集团力量为防止自己预期收益的下降而采取的制度变革措施。例如在通货膨胀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工资、利息等固定收入者就要求实行收入指数化制度，以保障自己的实际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或不至于下降得过快过多。
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进一步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阶段。所谓“第一行动集团”是指那些能预见到潜在市场经济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能获得这种潜在利益的人。他们是制度创新的决策者、首创者和推动者，他们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J·熊彼特所说的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有锐敏观察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第二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的阶段。先提出制度创新方案，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创新活动。
第三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对已提出的各种创新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的阶段。方案的比较和选择，必须符合能获得最大利益之经济原则。
第四阶段是形成“第二行动集团”阶段。所谓
“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经济利益的组织和个人。这个集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和个人。
第五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协作努力，实施制度创新并将制度创新变成现实的阶段。
制度创新理论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于制度创新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普遍影响，从而使该理论内部因素的互动影响成为可能。技术创新不但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而使建立更加复杂的经济组织有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