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这是理论上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然而，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往往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不知道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当然就谈不上解释危机。经济理论界对于大萧条和经济危机的解释普遍缺乏解释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认识经济运行的方法论上
研究意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也是理论上迫切需要论证的问题。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在内，经济运行中每隔一段时间危机就不期而至，而且在时间上没有规律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直到今天仍然余波未了。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等依旧困扰着经济运行。
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这是理论上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然而，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往往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不知道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当然就谈不上解释危机。经济理论界对于大萧条和经济危机的解释普遍缺乏解释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认识经济运行的方法论上。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传统经济学不仅对大萧条的解释五花八门，不着边际，而且，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不仅理论上没有丝毫的预测能力，而且实际上也分析不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传统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经济学往往以个体推论全体，简单地认为个体的求和就是整体的面貌，容易导致结论错误。以收入为例，往往认为每个个体公司报表收入的汇总就是经济的总体收入，这就使收入缺乏交易的基础，同时，确认收入的方法影响收入的计量。因此，如果没有建立收入的理论基础，不知道收入是什么，如何确认个体的收入和总收入？结果是，传统经济学导向了错误的收入结论：总收入等于总产出。这样，货币被排斥在收入和产出之外，货币如何并通过什么方式对经济产生影响就成了经济学中最为头痛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收入与产出的关系分析，传统经济学导向了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分析，而这种均衡分析与经济运行的现实脱节，根本无法解释经济运行。
二是经济分析的实证主义而不是将理论建立在还原论的逻辑基础之上。经济数据的分析固然重要，但是，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数据的解释就会似是而非，缺乏解释力。因为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而且，数据本身连接着无数因果条件。如货币主义的实证方法中，认为货币数量与名义收入、货币数量与价格等具有相关关系，但是，没有基于产生数据的交易理论支撑，这些相关关系就只能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收入不仅与货币数量有关，而且与个体信用也有关。收入不正确，当然也就不可能说明价格。
三是静止的而不是循环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静止的思维往往容易陷入片面和绝对，导出错误的结论。以大家熟知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为例，只有本企业自身的银行借款或应付外单位的款项才是负债，与这部分负债相对应的资产被认为是负债形成的，而其他资产则不是负债形成的。所以，一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会远远小于100%。如果把各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加权平均，就得到了社会平均资产负债率。这种思维就是局部的、静止的思维。因为货币的生产方式是负债。在负债货币下，企业的资产即使不是企业自身的负债形成的，一般也是别的市场主体的负债经过循环形成的。因为你的收入只不过是别人的负债循环而已。这同时也产生了货币生产的伦理问题：你赚的钱越多，别人还不起银行的钱也越多。再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例。由于历来政府以其税收作为支出的来源，而税收是每一个市场个体创造的，因此，政府与市场自古以来就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百年来的经济学可以说是政府与市场对立的经济学。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以后，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严重对立，形成了经济学的两大阵营。新自由主义担心国家干预会走向极权，而国家干预主义认为经济并不具有自行矫正功能，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是经济运行的现实。传统经济学往往将政府支出与私人支出相对立，甚至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会存在“挤出“效应。这都是静止思维的结果。从循环的角度去分析，政府支出会形成私人支出，政府投资的增加会形成私人收入和投资与消费的增加。为避免货币的负债生产方式和收入的负债性，减少收入的不稳定性，政府支出甚至可以成为货币的生产方式，从而消除货币的负债性，减少收入的负债性和不稳定性，进而使货币、收入与产出协调，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四是机械的均衡主义分析而不是将理论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而反思制度的合理性。均衡分析的市场是真空的实验室里的市场，是一个现实经济运行中根本不存在的、任何时点都“出清”的“拍卖市场”。均衡市场没有融合制度因素、货币因素、信息因素和创新的经济动力机制，尤其是经济运行的产出动力原理和货币制度背景。均衡主义借鉴物理学上的均衡概念，但是却缺乏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将物质的构成还原到基本粒子，并以力学原理为基础形成物理学的世界；但经济学没有将经济行为还原到交易基本单元，并以收入和产出原理为基础形成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学以制度的固定存在为前提，因而找不到影响过程和结果的前置因素。
正因为如此，传统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并没有建立起基础理论体系。虽然在一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而且一些成果也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但是，这些理论不成体系。尽管如此，前人的成果足以借鉴。
缺陷分析
应该说，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把经济运行的客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但是，他们将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总需求不足。首先，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梅家周博士的分析认为，经济运行中由于个体信用的分配障碍，会自动形成投资偏向，进而使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形成消费不足。但是，一般不会同时发生投资不足。如果消费与投资同时发生不足，其原因一定不在经济运行的客体本身，而在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尤其是货币制度方面。货币主义在通货膨胀的现实研究中发现了货币数量的重要性，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货币数量与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的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其实证分析方法在经济领域中应用的局限性，使货币主义无法找到这些相关关系的逻辑证明，更不能将经济分析上升到制度层面，尤其是货币生产方式产生的问题。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中属于非主流学派，但在解释经济运行中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将经济危机的原因解释为人为的货币推动，货币量被人为放大，进而产生产业和价格扭曲，出现经济繁荣的假象。但是，假象终归要回到现实。经济现实的回归只能通过危机来实现。危机成为经济运行的纠偏机制。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把危机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回归现实的强制纠正。只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都意识到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体系的缺乏，他们都没有把货币所带来的问题上升到货币生产方式的层面。货币主义主张货币数量的稳定性，但是，在现有的负债货币制度下，货币数量的稳定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银行的竞争体系，甚至实行100%银行准备金制度，但是，在货币的预付生产和负债生产方式下，这些主张根本就没有理论支撑和可操作性。按照欧文·费雪-明斯基-本·S·伯南克的思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构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货币和金融市场为什么会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如何解决？在没有基础理论体系支撑的情况下，他们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看法由正统的存量分析过渡到流量分析，这是一次货币分析方法的进步。从货币的持有观念到货币的银行创造，这种观点对我们分析货币具有启发性，也是我们定义货币和分析货币的一个起点，尽管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缺乏理论体系。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后，经济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并未有多大进展，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的同时，又回到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实际上，这也可以视为传统经济理论的失败和政策上的倒退。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在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从来都不缺国家干预，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类似美联储的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节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由于方法论的局限，传统经济学没有能够建立起经济运行的分析体系。他们没有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元素-交易-出发，去探寻经济运行的轨迹特征。他们没有发现交易的收入，而是把产出与收入混为一谈，阻隔了货币与收入的联系，进而找不到货币与收入、收入与产出以及货币、收入、产出、价格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找到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特征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充斥着交换和交换的商品，商品凝结着劳动，因此，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体现的是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由于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存在，资本家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商品本身，生产的目的与手段颠倒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追求的不是商品，而是货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存在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劳动阶层购买力的不足会产生商品生产过剩并进而产生危机。同时，在货币层面，金本位下，符号货币并不具有真实的劳动价值，而货币又以信贷的方式产生，因此，货币具有虚拟性。虚拟的货币可以脱离商品生产而独立产生，因而产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负债经济学
梅家周博士在《负债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从哲学思辨和逻辑的角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基于哲学的还原论、本体论、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试图建立经济运行的基础理论和分析体系，探寻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从而找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
在《负债资本主义的终结》中，首先构筑了经济运行中市场循环的图景，界定了交易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循环是由交易构成的，交易是由市场主体完成的。市场主体包括居民和厂商。居民是市场的原生主体，而厂商则是市场的再生主体，同时是产品的生产主体。生产主体由居民到厂商的转变，揭示了劳动与产品所有权关系的分离，同时也使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市场客体由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中间品市场组成。交易行为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客体中完成的。各个市场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不同的市场都有不同的演变过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商品生产者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产品而是为了收入。金融市场的垄断与统治，使商品市场逐步依赖金融市场，并使金融市场可以脱离商品市场而独立发展。中间品市场完成了产品生产的主要功能，但生产过程却不产生收入。相互联系由相互矛盾的市场组合，使经济运行既复杂又相互依存。市场行为促成了交易。市场行为由消费、投资、纳税、储蓄、负债、生产、分配、进口、出口、资本输入、资本输出等构成。市场行为是联系市场主体与市场客体的纽带，完成了市场主体对市场客体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并由此生产出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梅家周博士认为：从交易的角度对收入进行了重新定义，也可以说在其代表作《负债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发现了收入。因为经济学中收入与产出的概念是相同。典型的交易行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的一方获得收入而另一方获得产出。收入是经济体一定时期（如一年）支付手段的增量。支付手段包括货币和非货币的个体信用。经济核算的范围是厂商，不包括居民。厂商获得的支付手段的来源由三部分构成：来自居民的消费、权利投资（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和居民缴纳的税收；来自中间品市场交易的银行信用净增加和商业信用净增加；来自国外市场的贸易净出口和资本净输入。在收入的构成中，支付手段表现为货币和非货币的个体信用。个体信用包括商业信用和居民信用。收入和产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不是经济学中收入与产出的等同概念。收入的主体是货币，但并不完全是货币，还包括个体信用，有些时期，个体信用的规模可能会很大。这样，货币与收入的关系就清楚了。但收入不等于货币。非货币收入在收入分配时，一般只能作为利润进行分配，进而影响投资与消费结构，成为引发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出是交易中与收入联系的另一面。产出是一定时期经济体新增加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典型的单笔产出交易中，产出与支付手段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经济运行中，收入是循环使用的，而产出是已经实现交易的产品和服务。产出表现为已经出售给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出售给国外市场的净销售以及留在中间品厂商那里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当期增量。虽然产出在经济学中已有界定，但是，经济学中由于没有对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行为、经济核算、经济循环等进行明确的界定，因而其产出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
收入具有预付性、负债性和可消失性。收入是通过银行信用和个体信用创造产生的。银行信用创造，是通过银行对厂商或居民的信贷方式注入到经济体的，又通过归还贷款的方式使已经产生的信用货币消失。个体信用虽然在产品或服务交易的同时产生，不具有预付性，但是，个体信用同样通过负债的方式产生。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收入可以独立于产出而产生和消失。产出具有跨期性和随机性特征，但是，产出最终要受到收入、技术和劳动的制约。
价格是经济运行的表象。本质上，价格就是收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通过分析论证，梅家周博士在《负债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确立了经济运行中整体价格水平的合理区间。整体价格水平增长率在零和收入增长率之间是合理的。在这样的整体价格水平下，经济运行一般可视为正常运行。这不仅推翻了通货膨胀的模糊定义，同时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合理程度。然而，即使经济运行处在合理价格区间内，并不代表产出就一定会增长，只是说明合理价格区间内的收入与产出是匹配的，此时收入不会对产出产生破坏作用。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具有随机性。
经济危机一般是指经济运行中发生萧条、通货膨胀、滞涨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下同时伴有就业不足的现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收入与产出的偏离。这种偏离导致整体价格水平处在合理价格区间之外。当整体价格水平增长率持续小于零，经济就会出现萧条并导致失业的增加；当整体价格水平增长率持续高于收入增长率，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并导致失业的增加。滞涨则是通货膨胀和产业结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不足结合的产物。造成收入与产出偏离的直接原因是收入的不稳定性、产出的随机性以及收入对产出的约束。收入的不稳定性是造成收入与产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而造成收入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的负债性。货币的负债性是货币的负债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货币的负债生产方式是造成经济运行偏离轨道的根本原因。虽然个体信用也是由负债方式产生，但是，个体信用一般要以货币或资产来抵偿。个体信用的负债性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稳定性，但其影响程度不带有根本性。
由于经济危机的产生源于货币的负债生产方式。因此，梅家周博士从历史的角度对货币生产方式进行了考察。货币由商品货币过渡到以商品货币为本位的信用货币，再演变为不兑现的纯信用货币。经济社会也同样由商品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再演变为信用经济。通过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的对比分析，论证了信用货币循环的理论困境。信用货币不仅在价值实现、道德伦理等方面存在理论困境，而且会导致金融对商品市场的统治与压制，形成全民负债和全社会负债的结果，并最终动摇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资本积累的基础。
资本主义将寻求货币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可消失的循环货币转变为类似于商品货币的累积性货币。这种转变的实现方式将是政府支出货币化。政府支出货币化是政府债务货币化的进一步发展，它将使货币的产生与商品交易基本同步，从而使货币的价值实现与货币生产同步。政府支出货币化将会造成税收的弱化，甚至使税收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政府支出货币化将终结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的信用产生方式。政府支出货币化将终结负债资本主义，转而进入积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进入新的时期。
负债资本主义的特征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商品资本主义和负债资本主义两大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货币主要是金银等商品货币，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主要体现为商品与商品的交换；但是，随着银行信用的产生和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过渡到以金银等商品货币为本位的信用货币时期，经济体中的货币主要以负债的方式产生，商品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负债资本主义；1971年，随着“布雷登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国际商品货币结算窗口的关闭，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全部为信用货币，货币全部以负债的方式产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商品资本主义过渡到全面的负债资本主义。负债资本主义与商品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新的特征，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对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
第一，全民负债与社会财富积累的矛盾。在负债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仅厂商要负债，居民要负债，而且国家也要负债，这是负债货币生产方式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负债社会中，起初主要是厂商向银行负债，由于经济循环，厂商的负债会形成收入并以利润和工资等形式全部分配给居民，居民再通过消费和权利投资等将收入返还到厂商那里，完成收入的循环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储蓄的存在，厂商的收入回流是不完整的，厂商归还银行借款的压力增大，于是，居民消费信用借款便应运而生。梅家周博士阐述了居民信用在经济循环中的不可持续性。2008年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主要由居民信用的不可持续性引起。为维持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往往需要以财政手段，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实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这样，政府也被迫负债。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陷阱”并导致经济的萧条。在纯信用货币中，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负债，厂商、居民和政府都成为负债主体。在收入流转中所产生的物质财富，要不被消耗掉，要不成为银行借款的抵押品，财富的积累就是抵押品的积累，财富成为负债货币的附庸。负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负债的不断扩大为前提。全社会的居民都生活在负债的重压之下。
第二，货币的可消失性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负债货币是可消失的货币，而商品货币一经产生，除非流出到别的经济体，否则货币本身具有累积性，一般不会消失，货币的积累形成了社会财富积累的一部分。但是，负债货币通过银行借款的方式产生之后，一旦归还银行，这部分货币便完成了其使命，货币便消失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最活跃部分就是货币。货币的可消失性使资本积累失去了根基，资本也不再具有积累性。货币的可消失性不仅构成经济危机的基础，同时也动摇了商品积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三，个体利益最大化与负债不能归还的矛盾。经济中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居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厂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形成自由市场竞争的基础。然而，在负债货币下，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是负债形成，要么是政府的负债，要么是厂商或居民的负债。对每一个负债主体而言，都需要赚到比当初负债更多的收入才能归还负债的本金和利息。在经济循环的任何一个时点上，某一个负债主体或非负债的经济主体所赚到的利润（收入大于自身借款的部分），一定是在该时点上别人不能归还的负债。简单地说就是：你赚的钱一定是别人不能归还的负债。赚钱不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美德，而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罪恶。另一方面，这也同时意味着，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时点上，总是存在不能归还银行的负债，银行只能靠增加新债来偿还旧债。因此，作为货币生产机构的银行具有天然的倒闭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每当经济出现萧条，一些银行的倒闭就会成为经济危机来临的标志性事件。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货币经济。货币以负债的方式产生以后，负债必须归还。货币的负债性客观上造成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依赖。生产性厂商的银行负债是产出增长的前提。生产过程是连续的。但是，银行借款的归还会造成生产过程连续性的中断。厂商必须依靠更多的负债才能维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同时，在收入的循环中，居民的储蓄和投资都需要经过金融市场来完成。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金融市场的基本机制是投机。投机具有天然的风险和不稳定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也同时影响着实体经济。因此，负债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就越会造成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统治和压制。近两年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游行示威活动就是这种矛盾对立的真实写照。
第五，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政府通过向竞争性厂商和居民的征税来获得收入，形成政府支出。千百年来，无论是商品货币经济还是信用货币经济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历来充满争议。自由主义者担心“大政府”可能会导向极权，因而极力鼓吹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在负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对立更为激烈。负债货币的不稳定性引起收入的不稳定性，进而产生经济危机。为了尽可能熨平经济周期，政府被迫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干预来调整经济运行。当经济处于萧条通道时，货币政策往往由于“流动性陷阱”而无法施展，因此，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干预经济成为负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之需。然而，政府支出的扩张必然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形成政府的债务增加和税收增加的压力，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更为尖锐。近年来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财政悬崖”就是政府与市场矛盾对立的结果。只要货币以负债的方式产生，经济中厂商、居民和政府到底谁来举债？举多少债？经济学中永远也找不到答案。负债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这种矛盾。负债资本主义必然要寻求转型。
由于负债资本主义种种固有矛盾存在，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对立，只能靠不断增加的负债来延缓或缓解这种对立状态。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七十年代开始的“滞涨”使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受到怀疑，新自由主义抬头。新自由主义者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教条，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矫正的机制。同时，新自由主义大力向国外输出负债，推行负债经济的全球化战略，试图控制或影响别国的经济政策，掌控国外经济资源，达到缓解国内固有矛盾的目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验证了自由市场中负债经济运行存在的致命缺陷。虽然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后又重新回归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上去了，但是，负债资本主义本身的固有矛盾对立依然存在，经济仍然存在发生更大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些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自由市场中货币的负债生产方式。
总结及展望
因此，资本主义将寻求货币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可消失的循环货币转变为类似于商品货币的累积性货币。这种转变的实现方式将是政府支出货币化。政府支出货币化意味着政府支出成为货币生产的唯一方式，货币将不再以银行负债的方式产生。其货币数量以整体价格水平作为主要检验标准，满足合理价格区间的货币量成为合理货币数量。政府支出方向将主要是市场中不具有个体竞争条件的公共设施以及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支出。政府支出货币化是政府债务货币化的进一步发展，它将使货币的产生与商品交易基本同步，从而使货币的价值实现与货币生产同步。通过政府支出的方式产生货币，不仅使负债货币转化为累积性货币，而且使社会公共事业与市场竞争个体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和协调。政府支出货币化将会造成税收的弱化，甚至使税收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政府支出货币化将终结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的信用产生方式。政府支出货币化将终结负债资本主义，转而进入积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进入新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将发生深刻的基础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