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旅变了。
今年夏天，北京挤满了暑期游的团队和准备入学的新生，各种档次的酒店价格随之大幅上涨——比游客更期待旅游回归的是商家。作为出门在外的高性价比之选，青旅也迎来了预订热潮。在北京核心区域，多家青旅床位紧俏，入住率居高不下。
变化首先是供求关系的颠覆。早前有报道称，北京市内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的住客。该消息随即引发热议——
谁能住青旅？我们如何定义青旅？青旅还是那个向所有穷游者、浪游者敞开怀抱的空间吗？
01 青旅，一种生活方式
飞镖、台球、酒吧、留言墙、旅游指南书……五花八门的元素塞满了旅店的客厅，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旅行者——他们风尘仆仆又意气风发，总是聊着旅途中最新鲜的美食、风景、路况和奇遇。
到了晚上，有人用投影放起了《荒野生存》，有人翻开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有人玩起了吉他和小皮鼓，有人和刚结交的朋友聊得正欢，有人认真地计划着明日的行程。
深夜，睡在上下铺的年轻人还未尽兴，情不自禁地聊起自己的罗曼蒂克史。那些比梦更曲折的故事总是令人半信半疑，但这不耽误它们能够让人一次次战胜睡意。
这曾是青旅中最常见的景象。同样的剧情，曾经在不同时区的成千上万家青旅里轮番上演。
青旅的全称叫做“青年旅舍”（Youth Hostel），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德国，旨在为囊中羞涩又渴望走向世界的青年人，提供一个旅行住宿、彼此交流的地方。1932年，国际青年旅舍联盟（IYHF）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并逐渐发展为世界*的非政府、非营利青年组织之一。
通常来说，青旅不仅提供床位，也准备了少量的单间和标间，但不提供牙刷、拖鞋、毛巾等一次性用品，对于入住者则不限年龄、国籍、种族。在公共区域，青旅往往配有桌球等免费的娱乐设施、过期的书报杂志，以及平价的餐饮酒水。
1998年，广东率先引入“青年旅舍”的概念，*批青年旅舍在中国南方扎根。1999年，广东省青年旅舍协会（YHA CHINA GD）在广州正式成立，同年年底，被国际青年旅舍联盟（IYHF）批准成为其附属会员。
2006年，中国国际青年旅舍总部（YHA China）成为国际青年旅舍联盟的正式会员。截至2017年5月23日，中国内地及港澳加盟国际青年旅舍联盟的青旅达到297家。
谈起青旅，旅行爱好者Jane说，她*次住青旅是在高中的寒假。那时，因为看了《孤独星球指南》的推荐，她去西安游玩时选择了湘子门国际青旅。
“这家青旅有个玻璃顶的小前院，外国人、中国人混坐在小院里，有人弹吉他，有人聊天。我推开门那一刻，感觉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一幕形成了我对青旅的初印象。”Jane回忆道。
低廉的价格无疑是青旅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除此之外，人们赋予了它更多文化想象——它不仅和从古至今的所有驿站一样，拥有自由不羁的气质，还应该是一个多元、公共、可持续、互助、反消费主义的阵地。
正是这些价值观，让那些肉身已不再适应青旅的“城市新中产”，在多年后仍对这种生活方式念念不忘。
这样的记忆，已渐渐难觅踪迹。近几年，Jane仍尝试过不少青旅，但她再也没有见到当初那样的景象。打开中国国际青年旅舍官网，名单上现存的加盟青旅仅剩109家。
02 如今睡在青旅的人，不再做梦
在一线城市，曾让一代人流连的青旅文化，正在迅速衰落。疫情结束后，走出家门的旅行者猛然发现，青旅的外壳已经被其他商业模式套用。
八月末，北京朝阳区八里庄附近，一家青旅又迎来满房的一天。这家青旅位于一栋旧商业楼的3层，从外面看，招牌很不显眼。隔壁就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房客里不乏学生，也偶尔能看到带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的母亲。
大厅内摆着一张大桌子、几张小桌子，靠墙的插座被电脑、手机等的充电器占满。座位上的人目不斜视，有的在打游戏，有的在准备简历。面对新的到访者，要么不约而同地转移视线，要么露出生人勿近的表情。
房间分双人间和多人间，都是上下铺，配有男女分开的公共淋浴间及卫生间，总体上看，颇似升级版的大学学生宿舍。
住客大都相当安静。狭长的走廊内，不太好的空气流通状况让人觉得沉闷。通常来说，陌生人之间的对话仅来自于办理入住，以及进进出出的外卖骑士：“您好，您的外卖放前台了。”
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了北京青旅的常态。
2023年夏天，北京的酒店价格涨幅明显，青旅的床位也相当紧俏。根据价位，它们大概可以分为100元及以下、200元左右、300元及以上共三档。
70—100元的床位，大多分布在五环附近偏僻处的巨型公寓楼内。这些青旅往往连招牌都没有，即使走到房门口都看不到任何标识，只有联系“青旅老板”带路开门后，才能看见里面并排摆放的上下铺。
比起旅舍，它们更像短期廉价合租房。对于来北京面试、找工作、考试的年轻人来说，它们算是低价又灵活的栖身之所。
（图/携程旅行截图）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的群租房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随后，北京开展了为期40天的排查，清退了大量群租房里的租客。
存在安全隐患的廉价群租房逐渐成为历史，但这一类住宿需求仍然存在。巨型公寓楼门口，不时有拖着行李箱或编织袋的年轻人进进出出。
床位价格在150—250元的青旅，在硬件设施上有明显升级，通常分布在离地铁口较近的区域。网络平台上的北京高分青旅，多属于这一类型。
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青旅大厅内，来自东北的女老板正和店员聊天，其他人则各自对着电脑。晚间，一位中年女性对着电脑侃侃而谈，讲关于国学和修身的内容，看起来像是在直播授课或准备演讲。
这家青旅的住客主要是游客和成熟的长租客。一位来自山西大同的男士正在考察，他将在北京读在职MBA，想要寻觅一个每周末停留的中转站，“学校的招待所，附近的青旅、酒店都想看看”。老板告诉他，如果长租，价格还可以优惠。
因为稀缺，国际青旅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香饽饽。在北京市区，YHA联盟下现存的青旅，只剩下雍和宫附近的炮局工厂青年旅舍和南锣鼓巷里的北平青年旅舍。
今年8月末，北平青年旅舍的床位价格高达500元左右。这家青旅用楼梯连通一个隐秘的酒吧，隔绝开外面纷扰的游客区。各种肤色的旅行者混迹其中，梦幻得像一个飘着酒香的小型水晶球。
另一家炮局工厂青年旅舍，床位价格在150元左右，设施比较老旧。一个20岁出头的俄裔德国姑娘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内蒙古的男孩，两人热络地聊了起来。深夜，德国姑娘不停就聊天内容征询中国室友的意见。
在这些极少数地方，青旅残存的文化基因仍在流动，但更多时候，青旅的内涵已经截然不同。比起穷游和交友，更多青旅住客在忙着找工作、打零工、考研、短期落脚……青旅的变迁，如同一场集体青春梦想的破碎。
03 青旅公共性的消失
有人会问，青旅从各国年轻人扎堆的旅舍，转变为流动人口的短期廉价住所，就一定不是好事吗？
某种程度上看，如今的青旅为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回看过去在中国住国际青旅的潮流，因信息、渠道上的壁垒，即使床位价格不高，“住国际青旅”还是成为了城市年轻人中的一种符号化的消费行为。
怀念曾作为潮流存在的青旅，或许会被批评为一代人集体缅怀青春的刻奇。然而，青旅公共性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在一线城市，青旅的公共区域正在萎缩和变质，逐渐变成普通的廉价旅馆，其中装修较好者，住宿价格不下于连锁酒店。
北京多家预订火热的青旅里，公区几乎都只剩下插座和桌椅，利于社交的娱乐设施荡然无存。在过去，这些设施一度是必备项而不是加分项。尤其是对于国际青年旅舍，其加盟的要求中不仅有公共区域的硬件标准，还会要求青旅组织线下社交活动，促进旅客之间、旅客和当地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但如今，北京的绝大部分青旅不再提供此类服务。一些国际青旅至少还留下了城内文化活动的布告栏和宣传册，其他青旅大多连相关的活动信息也找不到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城市”和“文明”有着相同的词根，一座城市的公共领域就是制度化的文明。而在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尤为重要，“文明是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并在这种社会距离之上打造出一种社会纽带”。
从这个角度上看，陌生人来来往往的青旅即一种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这里不乏观点和信息的碰撞，也发生着情感的流动。青旅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社会网络的小节点。
因此，怀念青旅的一代人，不仅是在缅怀自己的青春，也是在呼唤记忆中那一个个多元的、在地的、公共的坐标。
在原子化趋势加剧的当下，公共空间的萎缩导致人们更加重视共同体。我们与人交往的渴望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人们难以改变城市本身，要么重新建立新的社区文化，为人与人的联结作出更大的努力，要么作出“其他选择”——也就是逃离城市。
于是，青旅的变化构成一组关于城市生活的有趣对照：过去，人们为了聚在一起，涌入北上广，兴建大城市；如今，人们为了聚在一起，逃离大城市，远走大理和景德镇。
04 当旅行不再向往远方
到广阔世界旅行的冲动，曾经点燃一代人。背包客、沙发客、穷游族等概念出现后，关于打工旅行、交换住宿的中文论坛遍地开花，旅行畅销书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爱好旅行”是*的标签之一。
然而，由于这几年全球保守思想的回潮、新冠疫情的暴发以及局部的战争与骚乱，“向外走”的精神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在美墨之间、俄乌之间、欧美与中东之间、东亚与东南亚之间，都出现了新的壁垒与误解。人们对不同文化与不同生活的好奇心和共情心，似乎正在下降。
住在青旅，和陌生人同处一室，是一件多少需要点勇气的事。睡觉作为个体相当私密的体验，床位的开放也象征着身心的开放，营造了一种公共的空间、信任的氛围。而如今，大部分青旅给床位安上了保护隐私的床帘，或者直接改造成封闭的胶囊舱。比起夜聊、为素不相识的人牺牲睡眠，现在的住客宁愿合上床帘，戴上耳机玩手机。
青旅的衰落，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结束。近几年来，《孤独星球》杂志停刊、《国家地理》杂志裁员，“打卡”“种草”成为与旅行强相关的词汇。失去了超越性的内涵，旅行的意义开始变得功利，纯粹的旅行将会越来越稀缺，甚至消失。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在某次和女儿一同游历巴黎时观察到，对于如今的旅行者来说，无论是从情感层面，还是从社会关系层面，他们都很难远离家乡。
“当我们坐在一间咖啡店里，等着一位朋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时，丽贝卡接到了一个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在波士顿一起吃午饭，此时波士顿时间比我们晚了整整6个小时……我有点伤感，担心丽贝卡正在错过一段我年轻时珍惜的经历：一个纯粹的巴黎。我的巴黎，来自一种我熟悉的、与一切隔绝的兴奋感。而我女儿的巴黎，并不包括这种错位。”
身体走向远方的旅行，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方式，但技术强行拉近了时空，新的体验、异文化的冲击因而大大减弱。即使离家万里，也不代表我们的经验和思维在向外拓展。
旅行线路已经规划到极地和宇宙，世界却变得前所未有地小而透明。地图导航、网络点评、平台比价，我们戒不掉对这些强大工具的依赖。过去在黑暗中结伴摸索世界，总是需要付出高昂的试错成本，而现在，一部智能手机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将旅途的亮点和陷阱一览无余。
但我们获取的信息，可能来自技术造就、人工投喂的信息茧房。我们对工具越发依赖，对世界的想象力便越发匮乏。媒介越是能随时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便越发不需要与他人交流。
正如雪莉·特克尔所说：“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越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
青旅的衰落，不会是最后一滴眼泪。
参考资料：
[1] 《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内特，上海译文出版社
[2] 《群体性孤独》，[美]雪莉·特克尔，浙江人民出版社
[3] 《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英]保罗·霍普，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