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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个天团，我追定了
来源：央视新闻
16日
太空出差183天的神舟十三号乘组
顺利返回地球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
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
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今天，向13位“飞天英雄” 和 无数默默坚守的航天人致敬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2003年10月15日 38岁的 杨利伟 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圆满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成为第一位踏入浩瀚太空的中国访客
待返回舱着陆后
杨利伟探出头来
向人群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外国航天员能做到的 中国航天员也一定能做到”
2005年10月12日
费俊龙和聂海胜
乘坐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
怎么让地面知道自己状态良好？ 费俊龙 想起
国外航天员曾在空间站做“前滚翻”
于是，他大胆地在座椅上
连做4个“前滚翻”，共用时3分钟
以当时飞船的飞行速度计算
他每个筋斗“翻”了约351公里 “外国航天员能做到的 中国航天员也一定能做到！”
“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 我就会勇往直前” 1998年， 聂海胜 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神五”“神七”“神九”，他三次备份
“神六”“神十”，他两度飞天
2021年，57岁的聂海胜
第三次出征太空 聂海胜说： “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 我就会勇往直前 在浩瀚天宇，继续飞出中国龙的轨迹”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2008年9月25日
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三人
乘坐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出征太空
执行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翟志刚 在太空中展示五星红旗的那一刻
亿万国人欢欣鼓舞
浩瀚太空中，翟志刚向祖国报告 “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神舟七号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问好！”
2021年，翟志刚再次奔赴太空
我们又听到了那句熟悉的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2008年，翟志刚手持五星红旗进行太空行走。
“即便牺牲， 也要让五星红旗 在太空高高飘扬！”
其实，翟志刚执行
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的过程中
相继遭遇舱门打不开
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等险情
那天，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
临时决定改变出舱程序
优先展示五星红旗
当有人问起“担不担心回不来”时 刘伯明 的回答撼动人心： “即便牺牲 我们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2021年，刘伯明飞赴中国空间站
完成中国空间站航天员首次出舱
△刘伯明在舱外工作
“没有梦想，灵魂就会‘失重’” “神七”“神九”“神十一” 景海鹏 先后三次
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并打破中国载人航天的多项纪录
景海鹏说，始终心怀梦想
让他脚踏实地
“一个梦想实现了，必须有下一个
就像人在太空，身体会失重 回到地面， 如果没有梦想 灵魂就会‘失重’ ”
“只要坚持，终有所获”
“神九”是中国航天员
首次真正意义上在太空“驾驶”飞船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空间手控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为了这一天，“驾驶员” 刘旺 准备了14年
“这5000多个日日夜夜中
我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为实现自己的使命做准备 我相信只要坚持，终有所获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会百炼成钢 ”
“离地三尺，不分男女”
第一次坐上转椅连续旋转5分钟时
突如其来的眩晕恶心 让 刘洋 瞬间脸色苍白
训练结束后，她忍不住哭了
靠着对飞天的热爱和对机遇的珍惜
刘洋坚持了下来
从8分钟到10分钟，再到挺过12分钟
2012年6月16日
刘洋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航天员
13天的太空飞行
她承担了大部分科学实验工作 “离地三尺，不分男女”
刘洋自信地说
“成功不仅属于胜利者
更属于从不放弃的人”
从“神五”到“神九” 张晓光 曾4次经历
载人航天飞行乘组选拔
但每一次都与出征太空失之交臂
直到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
他用15年的拼搏换来了15天的飞行
回顾追梦路上的坎坷，张晓光说
“战胜困难和挫折的过程
是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 成功不仅属于胜利者 更属于从不放弃的人 ”
△张晓光在太空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升空 那时还是飞行员的 王亚平
就渴望冲出大气层
2010年，王亚平入选中国首批女航天员
2013年，她终于如愿“飞天”
2021年，王亚平再次奔赴太空
成为中国首个进驻空间站的女航天员
首个出舱的中国女航天员
她勉励年轻人 “ 一定要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
△王亚平出舱活动
“我们不是来休息的”
2016年，景海鹏和陈冬
搭乘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造访“天宫”
33天的时间里，陈冬与景海鹏
参与了多达38项试（实）验
当地面科研人员劝他们要注意休息 陈冬 倔强回答 “ 我们不是来休息的
我们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科技人员的
心血、汗水和智慧
转化为最有效的数据带回去”
△景海鹏（左）和陈冬（右）
“我一直不断
学习、学习、学习” 汤洪波 是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最年轻的航天员
对他来说，比起日常的艰苦训练
成为航天员前漫长的等待
更能磨炼他的意志
当同批战友先后飞天
汤洪波还没有等来自己的机会
为了圆梦，汤洪波更加努力提升自己
他经常周末去单位看书
除了午饭时间，就是在研究资料 “我一直不断学习、学习、学习 在学习中等待这个机会”
△汤洪波在中国空间站里锻炼身体
“不是在飞天
就是在为了飞而奋斗的路上”
被选拔为航天员之前 叶光富 是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
因为对飞行的热爱和对蓝天的向往
他坚定投身载人航天事业
终于在2010年成为
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叶光富说 “我们每一个航天员 不是在飞天就是在为了飞而奋斗的路上 我也是如此”
如今，叶光富已实现飞天梦想
“我自豪地向祖国报到！”
神舟十三号 三名航天员的征程告一段落 但中国航天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 期待下一次的点火起飞 致敬接续奋斗的中国航天人！
二、本溪湖与近代中国｜本溪湖煤铁公司，东北百年钢铁大幕的拉开者
作者简介
二级驯兽师 ，本名 宋治号
，土生土长的本溪90后，喜欢历史与文学，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多了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由衷热爱着家乡的山水与人文，希望站在自己这代人的视角，重拾起家乡的苦难与荣光，以无限的热情进行记叙与创作。
对于本溪人来说，2008年，注定是划时代的一年。
因为时至年末，本溪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交叉路口，“督促”着他们对过往挥手告别，对未来张望找寻。
12月17日清晨，寒风凛冽、冬意刺骨，但位于本溪市溪湖区的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炼铁厂（简称“本钢一铁厂”）内的1号、2号高炉下却人头攒动。
许多人守候在这里，等待着“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工业设施——本钢1号、2号高炉关停仪式”的开始。
顾名思义，这是一场从环保角度出发，具有示范意义的宣传活动。
但在本溪人眼中，这场与时俱进的仪式更是一次向本钢一铁厂郑重告别的机会。
“上午十点钟，随着当时主持行政工作的本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一声令下，为中国炼铁工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本钢一铁厂1号、2号高炉，在累计生产优质生铁2940万吨后正式关停。同时，与之相配套的烧结、焦炉设备也一并关停，这标志着本钢一铁厂全面退出中国冶铁舞台。”
▲2021年的本钢一铁厂1号高炉全貌（二级驯兽师/摄）
此时的笔者正在读初二，非常遗憾没有注意到家乡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如今14载已悄然而过，很难想象当时站在1号、2号高炉之下的人们，仰望着两座已分别94岁与91岁的世纪高炉，在不舍与迷茫之后，是如何审视这场世纪告别的呢？
也许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百年本钢一铁厂，可以被关闭，但不应被遗忘。
因为纵然已经谢幕，但这座铁厂却仍无私地馈赠着自己的所有。
在其远去的背影中，留给本溪人的是一笔世间绝无仅有的精神财富：
一处日本殖民侵略的工业标本地
一段贯穿百年的城市发展历程
一部跨越近现代的中国钢铁史
以及几代人无法忘却的煤铁苦难、荣光与梦想..……
而如今若想获得这笔馈赠，就必须重新走近本钢一铁厂，回溯其前身，东北钢铁工业的开端——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简称“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工场的诞生轨迹。
以及发展百年的东北钢铁业大幕，是如何伴随着荆棘与磨难，在本溪这座辽东小城被缓缓拉开的……
▲2021年10月，本钢一铁厂内锈迹斑斑的车厢，以及被不知名者记录在上面的“历史”（二级驯兽师/摄）
前文我们曾提到，日俄战争期间，本溪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与垂涎。
1905年末，作为经济入侵的“急先锋”，日本大仓财阀便强占了本溪湖煤矿，直至1911年初正式与清政府合办“本溪湖商办煤矿有限公司”（简称“本溪湖煤矿公司”）为止。
正是在此期间，本溪的煤炭工业被以资源掠夺为目的的大仓初步建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大仓也没打算放过“开发”本溪地区其他资源的机会，其贪婪的目光又落到了庙儿沟铁矿（今南芬露天铁矿）的身上。
庙儿沟铁矿位于本溪湖以南的南坟地区（今本溪南芬），矿区所在的辽东山区属于长白山山脉与千山山脉的一部分，这里的铁矿石储量丰富，有着悠久的采铁历史。
“本溪钢铁公司南芬露天铁矿（庙儿沟铁矿）历史悠久，它与本溪地区的采煤冶铁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辽代，庙儿沟铁山就有采售矿石的历史记载，明清时代，庙儿沟铁山是辽东的重要产铁矿石地区之一。”
▲庙儿沟铁山全景《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创立十周年记念写真帖》
也正因为声名在外，庙儿沟铁矿自然无法躲开侵略者们的探寻。
早在日俄战争前夕，按图索骥而来的沙俄侵略者便对这里进行了勘察。
但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沙俄的计划，随着俄军的不断失利与北撤，本溪地区最终落入了日军的掌控之中。
正是在此背景下，随日军而来的大仓“调查员”发现了本溪湖煤矿与庙儿沟铁矿这两座宝藏，并最终导致前者在战后被大仓强占的命运。
面对大仓的非法行径，清政府与其就本溪湖煤矿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交涉与谈判。
而庙儿沟铁矿与本溪湖煤矿相距不到40公里，可谓“近在咫尺”。
大仓对其自然是垂涎欲滴，但迫于外交压力与精力所限只得先进行勘察。
为此，大仓发挥了自身一贯的行事风格，行动迅速且步步为营。
1906年末，为了得到日本外务省的支持，大仓便强调自己对本溪地区的“开发”不会限于本溪湖煤矿一隅，还要对附近的金、银、铁等资源进行开采，且投资规模也将增至500万日元。
1907年5月26日，大仓与庙儿沟附近的矿地所有者签订了合同，旨在“同心开垦刨铁矿，设立经营”。
合同全文仅百余字，字里行间却都在反复强调大仓对此地矿产的开采权，全无关于合同双方共同经营的权利与责任划定。
由此可见，签订这份对自己毫无约束力的合同，只是大仓为日后擅自勘察庙儿沟铁矿，减轻来自清政府的阻力所搞的把戏。
随后大仓又在本溪其他地区如法炮制，截至本溪湖煤矿公司成立前，先后巧取豪夺了八盘岭、火连寨、杨树林子等铁矿以及窑子峪煤矿的优先采掘权。
申请在当月就获得了通过，至此大仓已尽其所能为勘察庙儿沟铁矿“铺平”了道路。
为了勘察的成功，大仓所委派的技术人员，均来自代表当时日本最高冶炼水平的八幡制铁所。
这年7月，八幡制铁所兼农商务省前技师（工程师）木户忠太郎来到庙儿沟进行探矿与试采，并于9月在庙儿沟以南的草河口与连山关之间又发现了新的铁矿山。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木户已被委任为满铁矿业部地质课（“满铁地质调查所”前身）首任 课长，专门为日本侵略者搜寻与研究中国东北的矿产资源。
其在两年后又对鞍山地区的铁矿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勘察，为日后满铁侵占此地建立“鞍山制铁所”（“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提供了最初的科学资料。
▲木户忠太郎（左）与满铁地质调查所（右）
1908年5月，大仓又委派八幡制铁所炼铁部主任技师服部渐来此进行实地调查，而其日后也担任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建设初期的技术指导。
对于庙儿沟铁矿最初的勘察报告，如今已不可考。
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多次勘定，这里“覆称矿量丰富”，完全满足大仓“颇有希望”的预期。
根据满铁地质调查所1924年10月发布的《满洲、蒙古、西比利亚、支那矿产物分析表》，或可窥见庙儿沟铁矿的大致情况：
“庙儿沟铁矿位处奉天本溪县，矿 质属于磁铁矿及赤铁矿，矿区面积190万坪 （日本传统面积单位，1坪约合3.305㎡）
。贫矿含铁平均33%，富矿含铁平均60-68%，燐 （同“磷”）
分0.015-0.2%，埋藏量约为2亿吨。庙儿沟铁矿床与鞍山相同，是属于下部前塞武利亚纪的片岩。矿床由赤铁矿、磁铁矿及石英片岩的贫矿组成。”
面对如此诱人的矿藏，大仓进军钢铁工业的野心又一次跳动了起来。
如果将时间向前拨动，就会发现大仓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着自己的“钢铁宏图”。
首先钢铁贸易在大仓的商业版图中就占有重要地位，令其在日本国内获利颇丰。
“明治末期，大仓和三井物产一起，是经办钢铁进口的最大业户。另外还是1903年以后，八幡制铁所向民间扩大钢铁 （销量）
的四个指定贩卖人之一。”
其次为了与其他日本财阀竞争，大仓率先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入侵，而煤铁工业则是其投资、放贷的重要领域。
早在1903年，大仓就向汉阳铁厂提供了25万日元的借款，首开日本资本对这家当时中国唯一钢铁企业放贷的先例。
而对于保障汉阳铁厂煤炭供应的萍乡煤矿，大仓同样“慷慨解囊”，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为其提供了37万和30万日元的借款。
1907年5月，大仓更是通过与日本政府合演“双簧”而大赚一笔。
大仓先是与萍乡煤矿签订了高达2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然后又假称资金不足，向日本政府请求协助。
日本政府则马上向日本兴业银行“出售”了200万日元的政府债券，再让该行以6厘利率贷给大仓，最后由大仓以7厘5的利率转贷给萍乡煤矿。
▲ 1938年汉阳铁厂被迫整体搬迁至重庆， 不能移动的厂房被炸毁，如今只有这座在旧址上新建的门楼，能让过往的行人驻足停留（二级驯兽师/摄）
如此一来，大仓在赚足差价的同时，又暗中帮助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煤铁工业的资金控制。
由此可见日本财阀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始终充当着重要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角色。
1908年，大仓更是计划与英国大型钢管制造商斯图尔特和劳埃德（Stewarts and
Lloyd）合作，在日本创办焊接钢管厂，并准备请八幡制铁所提供加工所需的生铁。
随后由于八幡制铁所制钢部主任技师今泉嘉一郎的加入，大仓终止了与英国方面的合作，并根据其建议选择了德国曼内斯曼（Mannesmann’s）无缝钢管制造法。
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成功，便意味着大仓直接拥有了钢铁加工能力。
但由于八幡制铁所的生铁并不外销，所以依靠庙儿沟铁矿，直接在本溪进行生铁生产就成了新的选择。
只有将本溪在原材料掠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为原材料加工地，才能保障自己在国内的钢铁生意。
因此在大仓眼中，此时的本溪已经是自己“钢铁宏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当意识到独占本溪湖煤矿无望后，大仓便改变策略，一面通过谈判为自己在“合办”中谋取最大利益。
一面又企图以“合办”为幌子兼办炼铁事业，借此将庙儿沟铁矿收入囊中。
为此大仓还要求将合办的公司名称由“煤矿”改为更宽泛的“矿业”，为拓展业务做铺垫。
面对大仓的急不可耐，清政府只得以退为进，给出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答复”。
“清官吏未之许也，再三磋商，始允俟煤矿发达时，再行斟酌。”
随着1910年5月22日《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的签署，以及1911年1月1日本溪湖煤矿公司成立，披上“日方股东”这层外衣的大仓又可以继续掠夺本溪的煤炭资源了。
而兼办炼铁事业的暂时失败，却严重影响了大仓在日本国内的战略布局。
但也正因这次挫败，为大仓日后只得全力在本溪经营钢铁工业埋下了伏笔。
“……本溪湖炼铁事业也推迟了， （大仓） 最终不得不从日本钢管的筹建中退出……这样一来，大仓和以后在 （日本）
国内屈指可数的钢铁企业日本钢管株式会社就断绝了联系，也就是说，大仓在 （中国） 大陆方面的事业更加努力了。”
无论如何，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在侵略者的紧逼下，本溪建立钢铁工业只是时间问题了。
就在公司成立的首年，大仓独占时期所积压的各种问题便集中爆发了。
然而频出的状况也给了大仓可乘之机，加速了公司兼办炼铁事业的进程。
1911年初，一份报告引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的注意。
报告由本溪湖警务支署署长岩本良哉发出，汇报了公司日籍员工内部存在派系斗争的问题。
“因过去的利益分配问题，日本职员中有意见冲突…… （不满者） 没对任何人做任何通告就都回国了。”
虽然此时公司的性质属于“商办”，但其一举一动都始终处在日本殖民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
由此可见在日本政府眼中，公司已然成为自己对华情报网中的一环了。
小池不敢忽视这个重要信息，于2月20日电告外相小村寿太郎，又在次日向大仓发出了质询。
大仓是如何解释这场“派系斗争”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小池在与大仓沟通之后，便向外务省发送了修正报告，称“内部并无任何纠纷”。
一场风波看似被平息下去，但显然也为公司的内部管理敲响了警钟。
但大仓此时显然没有时间“反思”，因为一个更大的遗留问题正亟待解决。
3月，门野重九郎（大仓财阀二号人物）向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递交申请，要求满铁降低公司的煤炭运费。
不久之前，一份述求相同的申请书也被呈送给了海军舰政本部机关大佐吉松。
大仓如此大费周章，同时向军方与官方求助，只因公司的对外运煤，始终要面对运力有限与成本高昂两大弊病。
自古以来，连绵的群山就极大限制了本溪地区的交通运输。
传统的舟筏与马车，根本无法满足海量的矿产资源运输。
“本溪湖周围皆山，故交通不甚利便，所赖以资转运者，惟太子河耳。此河由牛心台经本溪湖以至辽阳，其间二百余里。每年夏秋两季，舟楫往来不绝。入冬，自十一月至翌年春三月，则河水冰冻，舟楫不通。其时一切货物，俱由陆路，以马车输送，不便莫甚焉。惟此为日俄战争以前之情形。”
▲舟楫从横跨太子河的铁路桥下划过，本溪地区的新旧交通方式也在此刻交汇在一起《本溪湖名胜绘叶书》
大仓能够实现对外运煤，则完全依赖于安奉铁路这条“生命线”。
日俄战争的爆发，使武力入侵的日军与经济入侵的大仓几乎同时闯入了本溪。
大仓先以“（所采之煤）军用优先，其剩余部分向外部销售”为条件，换取了关东总督府的开矿“批准” 。
而由日军擅自修筑的安奉线，又为大仓将掠夺来的煤炭运出本溪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大仓能顺利开采本溪湖煤矿，完全是与日军狼狈为奸的结果。
但当1907年安奉线被划归满铁运营后，这条轻便铁路的运费便开始上涨，而运力却已经无法满足大仓日益扩大的产能了。
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在客观上放慢了大仓的掠夺速度。
根据大仓的记载，因安奉线运力所限，1909年全年的煤产量被限制在5万吨。
1910年又受到安奉线改筑的影响，当年5.8万吨的煤产量远低于所预计的8-10万吨。
随着公司的成立，对外运煤问题也成了大仓独占时期所遗留的顽疾之一。
而一向善于把握形势的大仓，则趁机开始了自己的阳谋。
一方面， 大仓如今已是日方股东，要时刻面对中方股东 （奉天省政府）与公司督办（奉天交涉使）的监督。
因此不可能再像独占时期那样明目张胆地掠夺了，只有通过公司盈利才能获得利益。
公司若想盈利，就必然要扩大生产与压缩成本，运力不提升则无法扩大生产，运费不降低则无法压缩成本。
所以大仓不惜通过军方、官方渠道向满铁争取降运费、增运力，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运费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
大仓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旧议重提，以公司经营难见起色为由“劝说”清政府兼办炼铁事业。
而无论哪个要求先被同意，最终受益的都会是大仓自己。
在公司成立前，清政府以维护主权为根本目的，除了夺回本溪湖煤矿之外无需考虑其他，因此尚能拒绝大仓的提议。
但如今已艰难地争回了一半权益，自然也要为公司的未来寻求出路。
而回看整个1911年上半年，掌握了主动权的大仓都在全力说服清政府兼办炼铁事业。
对于提议的理由，大仓则做了充分准备，可谓是站在股东的立场上为公司“尽心竭力”。
“遂由日本方面，向中国当局提议，兼营制铁事业。其理由，略谓本公司位置，远失海口之便利，近受抚顺煤矿之影响。若仅从事采煤，于将来经营上，非特难免诸多困难，且必陷于不利之地。幸本溪湖，为历史上有数制铁之地。公司现今关于原料矿，及其他诸事，亦经慎重调查，详细研究，益认经营斯业，为有确实希望。即将来与他处竞争，必能占优胜之地位，公司又得藉以发展，故解决时机，不容稍缓等语。”
面对如此无懈可击的理由，原本“由于财政极度贫乏，而且又处于爆发革命的形势下，所以对炼铁事业是犹豫不决的”清政府自然会产生动摇。
毕竟对清政府来说，如今自己作为股东也是公司的受益人，自然不希望公司业务被完全由日本掌控的抚顺煤矿所挤占。
而且中国此时的钢铁企业仅汉冶萍公司（1908年由汉阳铁厂、萍乡煤矿与大冶铁矿合并而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一家，多发展钢铁工业在当下看来也确实是必要之举。
时至6月，清政府终于同意与日方共同组建制铁调查委员会，开启了“本溪湖煤矿公司”向“本溪湖煤铁公司”转变的进程。
一个月后，由公司内部以及中日双方所选派的调查委员齐聚庙儿沟铁矿，为兼办炼铁事业的可行性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和论证。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一套庞大且复杂的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近代以来的世界强国，都为拥有独立的钢铁工业付出过巨大的代价。
▲标有世界各工业强国各类战略资源数据的日本明信片（20 世纪20年代前后）
而对一家由两国合办的公司来说，想要从单一的煤炭工业兼跨到钢铁工业，更是任重而道远，稍有不慎便会血本无归。
因此双方都极为重视此次联合勘察，各自所选派的调查委员都是本国当时难得的工矿与冶金人才。
只不过中方的谨慎出于对自身钢铁工业的“培育”，而日方的细致则是为了以后更加充分地“榨取”。
中国方面的两位工程师分别是开平煤矿主任验矿师吴仰曾，以及刚刚在前一年被清政府授予工科进士的严恩棫。
日本方面则为曾任八幡制铁所首任技监（总工程师）的大岛道太郎，以及前文所提到，对庙儿沟铁矿进行过勘察的服部渐。
无形之中，位处辽东群山间的庙儿沟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自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两国在科技人才培养道路上的成果与较量。
然而对于这些人，除了姓名以外我们所知甚少，更遑论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其中中国工程师的贡献以及日本工程师的影响。
经过工程师们对庙儿沟铁矿矿质、矿量的详细勘察，公司最终敲定此地为原料基地，并开始着手制定经营大纲。
但就在此时，公司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事故已悄然逼近了。
8月，大雨引起本溪湖煤矿的第一坑与第二坑发生严重水灾。
露头部位于溪谷的第一坑一半被淹，含硫酸较多且不易排水的第二坑则全部被淹。
▲本溪湖煤矿一坑口（左）与二坑口（右）《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创立十周年记念写真帖》
事故造成28人死亡，以及1.3万元的直接损失，最终导致公司被迫停产两个月。
为此公司开始了内部整顿，并耗资4.3万元进行矿坑防水工程。
然而日方总办岛冈亮太郎却在针对此次事故的“训谕”中大放厥词：
“该公司的采煤事业一贯是拙劣的，其效甚微，尤其这次水灾，其原因尚不能确定，当然对今后的计划也难以确立，实属无能。”
但无论岛冈的措辞再怎么冠冕堂皇，也无法抹去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口中“拙劣的采煤事业”，正是大仓的“杰作”。
因为自独占时期以来，大仓始终都是本溪湖煤矿的掠夺者而非建设者，一味追求扩大开采规模，根本不会顾忌矿坑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除了从1908年1月开始为坑内接入电力以供照明外，大仓对开采条件的改善鲜有建树。
例如矿坑没有配备送风机，依然要靠自然通风，这使得不易消散的瓦斯如定时炸弹般可怕。
而坑内的开采与运输也得不到机械设备的助力，矿工依然要靠镐凿锤敲来推进掌子面（采矿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再用抬筐、背箱或铁板槽将煤炭运至坑口。
可以说大仓才是此次事故的始作俑者，岛冈贼喊捉贼般批评采煤工作，只是其转移矛盾、撇清责任的伎俩。
对此，一直在密切监视公司动向的岩本则评价到：
“大仓组单独经营时期，就没能有什么好的效益，而成立 公司以后，其经营不良情况就更为加重了，值得玩味。”
岩本还将公司的状况频出归纳为四点原因：
1. 陈旧的采煤方法；
2. 派系斗争导致不能录用人才；
3. 对包工人（疑似“把头”）缺乏管理；
4. 中日双重管理人员造成浪费；
以上总结可谓一针见血，扯下了大仓最后的遮羞布，而这些问题也一直影响着公司日后的发展。
然而讽刺的是，此次事故所造成的停产，也成了单一煤炭工业不足以支撑公司发展的有力证明。
9月，大仓喜八郎再次来华，会见了继锡良之后重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
▲大仓喜八郎在庙儿沟铁矿（前排中座者，1911年）《大仓财阀之研究》
双方围绕公司未来的股权、纳税等问题，展开最后的谈判。
起初清政府要求庙儿沟铁矿像本溪湖煤矿一样，以矿入股作价35万元。
同时聘请欧美籍工程师，以及由公司督办来指定仲裁人，专门解决公司纠纷。
但对大仓来说，这将无疑威胁到自身的利益。
以矿入股与指定仲裁人会使清政府更具话语权，聘请他国工程师会给其所在国提供渗透公司的机会，自然要提出反对。
最终，依然是处于被动的清政府妥协了，撤回了上述的全部要求。
但作为取消矿股的交换条件，公司需“每制铁一吨提银二钱，为中国国家办理矿务学堂等用”。
其余事项的谈判结果，除了新增铁苗出井税与地方附加税外，基本与《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中的规定相同。
如此一来公司兼办炼铁事业便成定局，只需再象征性地召开一次股东会议即可付诸实施了。
9月23日，公司举行了开办以来的第一次股东会议。
作为公司督办的奉天交涉使许鼎霖、日本股东大仓喜八郎、日方总办岛冈，以及中方的新旧总办吴鼎昌与管凤龢悉数到场。
此时公司首任总办巢凤岗已经去职，而接替其位的吴鼎昌也即将就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所以就出现了唯一一次有两位中方总办同时出席的情况。
首先由吴鼎昌正式提出兴办炼铁事业的提案，其观点与之前大仓的理由大致相同。
“ （吴鼎昌）
作了如下发言：当今清国，铁山只有大冶一处，而庙儿沟可以期望有丰富的铁矿石，这在清国的竞争条件是很有利的。而且东三省（满洲）煤炭极为丰富，竞争者也很多，如以抚顺煤矿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该处的煤质不能炼焦。与此相反，本溪湖煤是可能的，是供炼铁用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走过场”的提案自然得到了中日股东的通过，随后双方决定公司增资200万元来创建制铁工场（后为本钢一铁厂炼铁车间），并在未来三年内分期缴纳。
制铁工场被选定建在本溪湖南山的北坡之下，这里地势平坦，一条本溪湖河（亦称“溪湖河”或“煤泥河”）在北侧自西北向东南流过，本溪湖站及满铁附属地与其隔河相望，交通运输十分便利。
同时这里又东临太子河，西接本溪湖煤矿，煤水取用近在咫尺，可谓是一处难得的工业用地。
▲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工场鸟瞰 （20世纪30年代）
作为制铁工场的核心，公司决定要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炼铁高炉，预计1915年建成。
这便是在文章开头被关停的世纪高炉——本钢一铁厂1号高炉。
接下来是商议如何解决困扰公司已久的运费问题，而与满铁进行交涉的任务，也在会议上被正式委托给了大仓。
然而满铁作为一家“国策公司”（由日本政府直接掌控，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公司），根本不会去考虑大仓的述求。
1911年后，虽然满铁对安奉线的改筑已经完成，却没有将扩大的运力提供给公司，而是全力服务于由自己直接控制的抚顺煤矿。
以至于在之后的1913年5月，公司竟产生了5.4万吨的落地存煤。
“几乎所有运煤车都被调往运输抚顺煤，本公司则陷于只能尝其残汤剩饭的悲惨境地，虽频频交涉，但热衷于输送抚顺煤的当局（满铁），根本充耳不闻。”
与满铁的交涉异常艰难，直到1917年2月5日，大仓才在第六次股东会议上宣布交涉成功。
在随后的会议上，大仓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案，从中可见其对夺取公司经营权、独霸本溪煤铁利益仍贼心不死。
一方面，大仓要求缺员的中方坑务课长一职继续空缺，企图削弱中方对公司的管理。
另一方面，大仓又以保护公司资本为由向公司督办提议，请求清政府在本溪附近不再批准开办同类企业。
随后公司也正式提出了“在距本溪湖炼铁厂一百华里以内的地区，除旧式小规模的炼铁业者以外，事实上不批准同类炼铁企业（字面上写为“与公司协商”）”的请求。
这一请求最后经东三省总督提交给清政府农商部，并于12月获得批准，本溪钢铁工业的自主发展之门就这样被堵死了。
如此“挟公司以谋私利”的伎俩，大仓已经运用得如火纯青了。
会议过后，大仓终于如偿所愿，于10月6日与奉天交涉使许鼎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合同附加条款》。
根据合同规定，公司将由“本溪湖煤矿有限公司”改称“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
并取得了庙儿沟铁矿的开采权，用以 “兼办采铁、制铁事宜”。
▲庙儿沟铁山四坑口及事务所《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创立十周年记念写真帖》
同时公司“增加资本北洋大龙元200万元，中日商人各出其半”，于未来三年的阴历三月初一进行分批缴纳，每期金额分别为60万、80万及60万。
此外合同第七款还注明：公司用人除主事、事务员、技手、职工头以上人员概照原合同办理外，其他各项职工、工人、矿夫头、矿夫为工价低廉起见，概用中国人。
至此，公司只需等待清政府对新合同的批准，即可开始制铁工场的建设了。
然而仅仅四天之后，武昌起义便爆发了，由此引发的辛亥革命迅速席卷全国，也给大仓的“钢铁宏图”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为防生变，公司于12月5日成立制铁部，负责筹划制铁事宜。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与清政府南北相持。
本溪命运，未知；中国命运，未知。
试想一下，若大仓的“钢铁宏图”因辛亥革命而搁浅，那么是否会为本溪钢铁工业的自主发展留有更多的余地？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大仓又一次在中国的动荡中尝到了甜头。
1912年1月23日，也许是受到汉冶萍公司因战乱而停产的刺激，清政府批准了新合同，在垂死挣扎之际为公司的炼铁事业提供了法理依据。
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宣布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历经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自此被终结，虽偶有余音，却也鲜有应和了。
虽然清王朝已覆灭，但完成更名的“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已将本溪的命运与钢铁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随后公司开启了对制铁工场的全面建设，技术方面的指导由参与庙儿沟铁矿联合勘察的日本工程师大岛与服部担任。
公司首先于8月开始在本溪湖河南岸修建本事务所（总部），作为新的管理中枢。
这是一座仿造日本明治时期建筑风格所建，俯瞰呈“凹”字形的二层小楼。因其外墙由红砖所搭建，主体为深红色，因此也俗称“小红楼”。
▲本溪湖煤铁公司本事务所，今本钢电气公司机关办公楼（二级驯兽师/摄）
为了保障电力供应，发电所也在同月动工兴建，并于1914年5月23日建成运行，是为本溪湖第一发电所（简称“一电所”，后为本钢一铁厂动力车间）。
一电所为砖木结构，分为上下两层，一楼配有冷缩机、抽气机和循环抽水机，二楼设置了发电机、配电盘以及高炉用送风机。
“该所装设 AEG 制造1500千瓦发电机2台，年发电534.6万千瓦时，供煤铁公司动力用电及部分民用电。这是本溪最早建立的发电所。”
迈入1913年，高炉的修建尚未开始，而大仓却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1月17日，日本股东代表大仓喜七郎（大仓喜八郎之子）就在第二次股东会议上提议，再增建一座高炉。
因为经过日本工程师服部的生产调查显示，当两座高炉同时作业时所产生铁的成本更低，相较于仅一座高炉能节省费用约5.5%。
▲仅一座高炉生产时，所产生铁成本为每吨18.34日元，而当两座同时作业时，成本则为17.34日元。
所以大仓才希望能建设两座高炉，但前提是在不另增资本的情况下再筹集100万元。
然而此时公司早已资金紧张，建设一座高炉尚且捉襟见肘，就连1913-1914年度的煤矿扩建也因此被推迟。
中方股东奉天省政府更是财政困窘，甚至缴纳资本都压力巨大，于是这一提案只能被搁置了。
最终该提案还是在次年2月10日的第三次股东会议上得到了通过，增建的第二座高炉，即2号高炉预计于1917年完工。
并且公司决定再增资300万元，用于2号高炉的建设与煤矿扩建。
如此一来，公司资本仅在三年间就翻了2.5倍，总额高达700万元。
公司资本的 不断追加让奉天省政府不堪重负，也为其不断向大仓寻求借贷，最终加速公司经营权的旁落埋下了伏笔，对此笔者以后会详细介绍。
9月，1号高炉的第一期基础工程开工，直至次年4月上旬结束，同时建成的还有56座炼焦土窑。
供一电所冷缩机使用的冷却塔也在此期间基本完工，接下来只剩下最重要的制铁设备搭建环节了。
1914年4月16日，1号高炉的主体及配套设备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搭建。
于是公司决定2号高炉将按照1号高炉的蓝图，由满铁大连沙河口工厂进行仿制，但重要设备仍继续向欧洲购买。
直到三年后的1917年12月，2号高炉才建设完成，这也是为什么1号高炉与2号高炉相差“三岁”的原因。
1号高炉最终于12月23日完成砖砌部分并进行点火干燥，是为 “东北地区洋式高炉的鼻祖”。
其他工程也在年底全部告竣，自此本溪拥有了第一套完整的生铁生产线。
▲1号高炉与2号高炉全景，两炉中心间距30米，相伴走过90余年《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绘叶书》
1915年1月13日，依旧是一个冬日。
人们聚集在本溪湖煤铁公司制铁工厂的1号高炉之下，不时抬头仰望，继而又四下张望，等待着为这座高炉精心准备的点火仪式开始。
此时这座拔地而起的炼铁高炉，仿佛一只正在酣睡的钢铁巨兽，静静地矗立在辽东大地的群山之间。
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此震撼的景象还是人生第一次得见。
1号高炉的工程设计由德国完成，容积为291m3，每昼夜可产生铁130吨。
所用制铁设备完全从欧美引进，有些甚至连当时的八幡制铁所都不具备，“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
其中熔矿炉购自英国伦敦的皮尔森厂（Pearson Knowlos），并配有马克尔（McClure）三烟道式热风炉3座。
另外，熔矿炉所用的煤气洗涤设备购自美国伊利诺伊制钢公司（Illinois）的南芝加哥工场（Chicago），为蒲伦色脱（Braceto）式煤气洗涤及干燥器。
卷扬塔为德国的鲍里西（）斜上式电动卷扬机，送风机则为购自德国 A·E·G 公司的卡齐斯式横卧轮叶机2台，以及瑞西爱夏魏斯公司的纪爱利式横卧蒸汽轮叶机1台。
作为东北第一座现代化炼铁高炉，1号高炉的配置堪称豪华。
▲参加点火仪式的人们在1号高炉下合影《大仓财阀之研究》
随着1号高炉的第一股浓烟升腾，未来百年风起云涌的东北钢铁业在这一刻拉开了大幕。
第一炉铁水缓缓漫过铸铁场，形成了一道金红色的长河。
这条长河将无形的时间缓缓切开，本溪乃至东北悠远的铁矿采炼史被定格在了昨天，而彼岸则是一个由工业革命所塑造的钢铁世纪。
此刻人群中最显眼的，自然是神采奕奕的大仓喜八郎。
因为眼前这座方兴未艾的制铁工场，正是其通过威逼利诱所创造的“杰作”。
然而抛开侵略者的得意嘴脸，这些面孔才更应该、更值得被铭记：
为夺回矿权而与敌周旋的政治家，为国家大计而详细勘察的工程师，为在这群山环绕间创造出工业奇迹的工人与矿夫，以及守候、建设、热爱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他们此刻正同本溪一起站在时代的交叉路口，恰如百年后的我们。
但这一次，未来应该走向何方，“钢铁”的种子早已在所有人心中种下答案。
哪怕这条道路荆棘丛生，也要走下去；哪怕这条道路豺狼环伺，也要走下去；哪怕要在沿途洒下血泪，也要走下去；哪怕要走上一百年，也要走下去……
这是本溪的选择，也是本溪人的。
▲本钢一铁厂一角（二级驯兽师/摄）
翻开1989年6月印刷的《一铁厂志》，可以看到两个历史的“切片”。
一则是对其过去的历史地位评价：
“一铁厂是全国冶金企业最老的工厂之一，高炉总容积不及全国高炉总容积的1%，却承担全国1/4的统配铸造生铁和1/2球墨铸造用生铁的生产任务。”
另一则是对其未来的远景发展规划：
“在形成年产生铁近60万吨能力后，主要仍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发新品种，如精炼高级铸造铁、特种炼钢铁等，并可与一些单位联合，开发球墨铸管，向产品的高、精、尖要效益。同时，推广和应用现代化管理和技术，增强生产发展后劲。”
这本33年前所完成的“传记”，不仅记录着本钢一铁厂跌宕起伏的历史过往，也为其未来写下了美好的时代期许。
至少在这一刻，在跨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历经了清王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种不同社会制度之后，本钢一铁厂的传奇远没有结束。
2013年5月3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公布，包含本钢一铁厂在内的“本溪湖工业遗产群”有幸入列。
▲本钢一铁厂中立起的“本溪湖工业遗产群”铁牌，上面的每个名字都是这座城市百年过往的无声诉说者（二级驯兽师/摄）
2017年12月2日，“本溪湖工业遗产群”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2018年1月17日，“本溪湖煤铁公司”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
如今本钢一铁厂已关停14载，仅存的1号高炉仍矗立在寂静的厂区中惯看秋月春风，时代到底会将其装点成什么样子，笔者这里不做评价。
这个故事，注定要交给后人去记录，再讲给白发苍苍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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