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大厂”。
在河北唐山古冶区赵各庄，有一座百年前兴建的煤矿，赵各庄矿。它筹办于1906年，最早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后来并入开滦煤矿。
虽然在2008年启动破产改制，光景大不如从前，但它在近百年间创造的财富和就业，改变了当地几代人的命运。高产时，它有过“万人煤矿万吨煤”的辉煌。带着工牌的年轻人，也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货。
本文作者出生在古冶赵各庄，如今定居北京，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十余年。
互联网红利带来的体面收入，让他早早在北京实现了买房安家，扎根落地。在“大厂”意义和价值被重新讨论的当下，他想讲讲自己家乡的故事，关于“大厂”光环，以及随之沉浮的命运们。
而命运的轮回，总有着精妙的巧合。在同为“大厂人”的父辈身上，他看到了熟悉的剧情：凌晨2点的加班、让相亲对象另眼相看的单位工牌……再一细想，兜兜转转，他似乎也没能走出父辈曾经的“大厂”轨迹。
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矿上
知道石家庄之前，我一直以为赵各庄是世界第一大“庄”。
一般的庄里人，种的是庄稼地。赵各庄的庄里人，几乎都在“矿上”工作。
一般的庄，每年秋天迎接收成。赵各庄，每月都有2个“收成”的日子：18号，职工“开支（工资）”，25号，离退休职工“开老保（退休金）”。
在我印象里，赶上那两天，庄里总是喜气洋洋的。大人们排队去工资科领工资，再扎堆去打酒买肉，小孩们也抱着刚到手的零花钱，挤进卖零食和玩具的小商店。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里有煤矿：赵各庄矿。
它在1906年就有了，后来划归开滦集团。至于开滦集团在唐山的地位，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唐山作为工业城市的面子，主要是煤炭和钢铁给的，煤炭，指的主要就是开滦。
赵各庄矿是开滦的大矿，地处古冶区赵各庄。在赵各庄，“矿上”曾经是一份体面的工作，隶属大国企，稳定，工资高，福利好。“矿上”不仅指煤矿本身，还包括附属的多家工厂和后勤单位，鼎盛时期，在职员工上万人。这在赵各庄，乃至唐山市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厂”。
我爸在“矿上”工作42年——他是我家在“矿上”工作的第三代人。在我印象里，他总是没完没了加班，很少有完整周末。退休后，他来北京帮我带孩子，饭桌上偶尔聊起一同退休的老同事，他总是一脸羡慕：
“看你张大大，没事还经常去厂里溜达。”
“他都退休了，还去厂里干啥？”
“溜达溜达呗。”
“溜达”体现了老一辈对上班的热爱——毕竟，上班这事，在赵各庄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一辈辈继承下来的，还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这个词属于全国劳模侯占友，也属于赵各庄数万矿山铁汉。
侯占友的故事在赵各庄家喻户晓。上世纪70年代，全国煤炭供应紧张，赵各庄矿搞“高产”运动，要实现“日产万吨”。侯占友直接带上干粮，吃住都在井下，从1971年到1975年，他每年都上400多个班，超过正常出勤的一倍。
我爸是1975年进的“矿上”，在侯占友劳模精神带动下，他也经常早上10点下井，凌晨2点才上来。
这强度，不比我经历的互联网大厂差。我问过他，“加班这么狠，大家抱怨吗？”他憨憨一笑，“也没有，大家都高高兴兴上班去”，想想又补了句，“那会儿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大家也没人在乎”。
关于那段时间，他印象更深的不是当时下井有多累，而是高产日那天，矿门口敲锣打鼓，街道组织了家属来搞慰问，“工服破了可以找他们去补，还给茶水喝，挺好的”。
“矿上”的人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挣钱吗？也是，但不全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矿上”给他们提供了幸福感和安全感。我姥爷是“矿上”的八级工（在当时的专业评级中，八级是最高级），“老八级”是他一辈子的光环。姥爷的工资比他的科长都高，靠着这份收入，他顺利养活了5个儿女。
我妈总说，她年轻那会儿流行戴徽章，戴着开滦工牌的人，在赵各庄大街走路都很“神气”——看，大厂工牌总是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哪个年代都一样。
即使赶上效益不高的年头，我也很少听到“矿上”的人怎么抱怨。我上中学那会儿，有一年“矿上”业绩不好，工资只能发80%，大家也还是正常上班，日子似乎没什么不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宇宙的尽头，可能就是赵各庄。
二、黄金时代
第一次向来自南方的老婆介绍家乡时，我说它是比石家庄还“国际化”的庄，这里来过英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还有他们留下的小洋楼群。我太姥爷当年的工作档案登记表，都是中英双语的。
对赵各庄逐渐熟悉后，她给出了更为精准的形容：赵各庄，一座被时间遗忘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小镇。
“很适合拍年代戏”。她说。
赵各庄确实停留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从楼房、菜市场到医院、工人俱乐部，全部保留着八九十年代的样子。
赵各庄的大兴土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庄里陆陆续续盖了很多三层或四层的小板楼，由“矿上”统一分配，按方位命名为“东工房”、“北工房”、“南工房”等等；第二个，就是我出生的1984年，从那年开始，矿上陆续修起了文化楼、游泳池、招待所、体育楼。
这些设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大。招待所，有188张床位；礼堂，能容纳一千多人——我们小时候经常在礼堂看电影，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以为，电影就是几百上千人一起看的。
澡堂子同样大到夸张，几百个淋浴喷头，每个喷头下面有一块圆形踏板，人站在上面，水就从头上淋下。
赵矿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电视台，每天播放“矿山新闻”“每日一歌”和各种港台片。
1987年开张的百货大楼，是我妈对那段黄金岁月的最深刻记忆。
当时，赵各庄家家户户都用着矿上发的物资，脸盆、毛巾、肥皂盒都是一样的，想采购时髦物件，得坐车1个多小时去市里。而赵各庄百货大楼，足足有3层，开业那天，好多市里的人都过来凑热闹。
我最喜欢的则是百货大楼对面的“会宾楼”。听我妈说，区里领导请客吃饭都会来这。我喜欢吃他家的豆沙包和鱼香肉丝。我从小不爱吃饭，我妈就总打包这两样回家，为了让我多吃点。
“矿上”的丰厚福利，让赵各庄人曾经生活得很幸福，因为很多公共资源都是极其便宜甚至免费的：
赵矿医院，职工免费，家属半价；90年代初，部分工房开通了入户的瓦斯气（类似燃气），每月只要几块钱；电影票，10块钱14张；矿上自制汽水，一箱24瓶，4块钱——汽水是橘子味，装在玻璃瓶里。每年夏天，只要我爸把它扛回来，暑假也就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在唐山任何地方，提起“赵各庄”，名头都是响当当的。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寻找赚钱机会，我家楼下菜市场的安徽板鸭店，就是一对安徽夫妇在那时候开起来的，现在都快30年了。
小时候，我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稳定、安逸。后来我知道了，当时代抛弃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
三、裂缝
2008年，当全国舆论焦点都聚焦在北京奥运会时，距离北京车程2个小时的赵各庄，也迎来了命运的分野。
赵各庄矿在这年宣布破产。
矿里不景气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真宣布破产的时候，很多人没什么感觉，因为井下的生产还在继续，系统里很多自负盈亏的公司，也在正常运转。
只要工资还在每个月的18号准时发入银行账户，别管多少，日子还过得下去。
到2019年左右，那层温柔的面纱被掀掉了，停工停产的单位越来越多，很多“矿上”人每月收入只有一两千。退休成了他们最大的盼头，因为退休金由社保发放，有统一标准，很多人都能拿到三四千，相当于收入翻番了。
我爸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在2016年就办理了退休，加上单位效益还不错，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在赵各庄都处于工资鄙视链的中上层。但我认识的一些长辈，直到办理退休的那天，才真正松下一口气：
安稳的日子，终于又回来了。
其实，就跟现在的年轻人总在讨论“进不进大厂”、“要不要逃离大厂”一样，庄里人对待“矿上”的态度，也曾经出现过分歧。
它最早出现在90年代——一些脑子活络的人逃离了“矿上”，开始下海经商。
我的老舅是我家父辈中最年轻的，也是那个时代“下海”的弄潮儿之一。他倒卖过录像带，开过电子游戏厅，也因此开上了价值数万的进口大摩托，那隆隆的发动机声音，拉风程度不亚于现在的跑车。当时，“矿上”的平均工资才400多块。
我家楼上的崔叔叔也从矿上辞职，做起了服装生意。发家后，他养狗，买二手皮卡，抽红塔山，还花式“炫富”：
在楼下空地支烤炉，招呼街坊四邻的孩子，“敞开”吃羊肉串；
没过两天，又在上次烤串的空地上，搬出新买的组合音响，请大家露天K歌；
又过了几天，还是在那块儿散发着烧烤香的空地上，他把钓回来的鱼分给左邻右舍，不忘说一句，“水库里钓的，那地方偏，没车真去不了！”
这些“炫富”操作看似荒诞，但现在想来，在那个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也需要向周围的人证明，“看，我做对了吧！”
下海潮之中，连我爸这样老实的人都心思活络起来。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不回家，而是骑着自行车去小厂干兼职，半夜才到家，不论冬夏，风雨无阻。不过，不管晚上几点到家，早上7点，他肯定又准时出门，去“矿上”上班。他一辈子都没迟到过。
在90年代的不同选择，把曾经都过着一样生活的赵各庄人，推进了不同的命运。
那些尝试改变并获得成功的人，如同踏上跳板，陆续离开了赵各庄。有的搬去了林西，有的搬去了市里。
那些拥抱变化但收获失败的人，有人通过关系重新回到“矿上”，自此收心，甘愿接受日复一日的生活，有人自此漂零，靠给小企业打工维生。
大多数人，还是跟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扎根赵各庄，相信“矿上”，在下岗，改制，破产等一波波浪潮中，随波逐流。有人甚至还会花费几万乃至十几万的代价，把自己的孩子继续送进“矿上”，只因为这是一份“正式工”。
“大厂”光环，现在只微弱地存在“矿上”那些效益尚佳的企业了。我家还有几位在“矿上”担任中层的长辈们，每月领着几千块的工资，在赵各庄，足以继续安稳的日子，直到退休。但他们的子女，大多安家在唐山、天津和北京，只有节假日时，才会回到赵各庄。
四、印记
现在的赵各庄，街面上基本没有面向年轻人的店铺。没有肯德基和必胜客，没有咖啡馆和西餐厅，数量最多的是药房和老年养生馆。
赵各庄百货大楼那栋楼还在，但已经分租给超市和其他个体小商店。“庄”里的年轻人想要逛街，还是得坐车1个多小时到市里去。
年轻人在纷纷离开，只有老人们还在坚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爷爷今年87岁了，他在“矿上”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之后的这些年，每月25号，他都要去银行“开支”，因为赵各庄的网点全被“矿上”的退休人员“占据”了，他还会专门坐上公交车，去远一些的网点取。
家人都劝爷爷，“钱放到银行里没不了”，他总是笑笑不语。毕竟，他十几岁就进矿，按月开支，是一辈子的习惯了。
庄里唯一的公园，北山公园，现在已经没什么年轻人去了。我小时候喜欢上山看的那两只猴子，早已不在，如今他们的猴子猴孙们亦不知所踪。
这座公园其实有些来头。80年代，劳模侯占友退休之后，拒绝了所有的返聘邀请，扛着铁锹和锄头，一头扎进这座秃山，靠着一己之力，一锄一锄，开路，搭凉亭，最后真的为庄里人盖起了一座可以纳凉休息的公园。后来，庄里人都管它叫“侯山”。
北山公园俯瞰赵各庄
现在，它也成了过去那个年代的印记。
在赵各庄“大厂”红利中长大的我，大学毕业后也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十几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
我赶上了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红利，但也经常感觉困在其中。我掌握了很多技能，但这些技能，似乎只在大厂有用。而属于互联网行业的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呢？
现在想来，赵各庄的兴衰变迁，其实就是一部“大厂”光环消亡史。
羊汤馆曾经是我们庄里最火的餐饮店。
它的制作很简单，用羊骨熬出白汤，加入羊杂和饼丝，自己再兑上蒜汁韭菜花豆腐乳，热乎乎地喝下去，舒服极了。早先，它深受夜班下井工人喜欢，他们在井下上完夜班，洗完澡，就上二两白酒，喝碗羊汤，回家倒头就睡了。
“矿上”萎缩之后，井下工人不见了，曾经满大街的羊汤馆越来越少，店面也越来越小。
今年春天，我回了趟赵各庄，在家楼下喝羊汤。一位年轻人进来，要了碗7块钱的汤，跟老板商量：“先赊账，等我下午‘开支’了来给钱。”老板很自然地答应了。
这或许只是年轻人一时的手头紧张，但那个春天的早上，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