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 · 精神病学》发表的研究，对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进行了报告。按照当时的患病比例进行估算，中国有接近1亿人的抑郁症患者。当然这一估算有以偏概全的桎梏。也有另外的数据表明，在中国，有抑郁症的人数则超过5400万人，占总人口的4.2%，发病率与全球水平接近（4.4%）。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抑郁症或者抑郁障碍的出现已经十分常见。
然而在过去一个阶段，我们很多人甚至不认为这是症状。甚至也有很多人创作出大量的“悲伤文学”，在某个阶段在学校里，孩子们认为抑郁是一种时尚和风潮，那个时候不会有人觉得抑郁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是一种需要立即得到治疗的病。甚至在教育的高度压力下，学校里很多孩子会将那些自杀的孩子称之为“胆小鬼”。
说这话的意思并没有贬低所谓的“悲伤文学”，因为在青春时期里，谁没有过45°仰望天空留下淡淡的忧伤这样的耍帅经历，但当时却缺乏适当的引导。鲜有人会告诉孩子，抑郁、悲伤本身是一种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和解决的状态和情绪，更很少有人会教孩子如何应对这些情绪。
因为在当时的教育体系里，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成绩，而不是孩子的心理；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升学、考学，而不是孩子的全人发展。
这几年相当于一直在补过去没有做的功课，很多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并有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或者心理咨询持证者从事相应的工作。不少学校也引入青少年社工、学校社工等开展工作，或跟社会服务机构有一定的合作。
其实适当的筛选是有帮助的。比如大家上大学的时候，一入学就会有一个环节-填写心理问卷。题目很多，我在高校的时候看过结果的筛选，会把所有异常的清单反馈给各学院辅导员，然后他们会再去追踪和观察，以确认这件事。这个异常清单上，人员出现抑郁的风险可以说很大。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班上有2个心理状态并不理想的同学，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因为这个名单相对比较保密，我们都是在随后的治疗之后的环节才慢慢了解到。
如果说要作筛选的话，是好事，但是具体可能会考虑这样几方面：
一，抑郁症筛查的量表和工具选择。目前用的基本上都是国外的量表改良而来，而且内容繁多。如果说在体检环节增置填写量表、问卷之类的环节，就需要考虑到时间问题。毕竟目前权威的筛选量表和问卷认真填写起来也至少需要15-20分钟。
二，相关人员的专业性。通知中提到，要加大对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的培训，提高其识别抑郁症的能力。其实对于学校老师的培训也应该跟进过来。同时，提供一些定期的教学和心理课堂教育。
三，专业伦理的考量。现在抑郁症有一点被标签化了。十年以前，很多人觉得抑郁症还不是个病，当时人们不重视。现在，很多人觉得抑郁症很严重，有一点标签化和妖魔化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人或者一些孩子陷到心理的坎上，出不来。时间一长，就像进入到一个死胡同一样，无法纾解，情绪叠加，愈演愈烈。如果贸然标签化，反而会引发孩子们的排斥心理和反抗机制。所以也要考虑，比如说筛查出来以后对人员名单的保密。
四，要注意微笑抑郁者。其实很多人都是，对外很阳光，其实内心很纠结，有很多情绪。而这类的人反而难以筛选。我们的民族性格本来就是内敛的，很难说有悲伤情绪会主动去诉说或者外露，一般自行消化的居多。但时间一长，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阳光、乐观，但其实内心总有诉说不出的痛楚。很多时候我们会可以伪装这些。因此，我个人觉得加强青春健康教育尤其是设置情绪和抑郁方面的教育非常有必要。我们要教会孩子，合理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