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估和应对亚太地区形势转变
第一，冷战结束后，亚太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曾不断缓和，安全问题虽然没有消失，但已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议题，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变化。本地区不少国家开始增加国防开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常规军备竞赛，这种势头未来甚至可能蔓延到战略武器领域。诞生于冷战时期但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的旧安全架构重新被激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联盟关系，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安全议题在各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日益凸显。
第二，发展经济、推进地区合作曾是亚太地区各国关系的主题，大多数国家都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益良多，各国同时致力于减少经贸壁垒，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关系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亚太地区新建了多个地区合作机制，包括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美国近期计划提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各国正被分割成不同的集团。近年来对亚太经济合作冲击最大的则是美国竭力推动的经济和技术“脱钩”，而不是重新挂钩，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也趋于分裂。
第三，冷战结束后大国曾合作应对亚太地区及区域外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现在大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增加，合作空间收窄，合作动力下降，诸如朝核、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热点问题，将持续影响亚太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
概言之，亚太地区安全、经济形势和大国关系均在发生消极转变，乌克兰危机则可能成为此种趋势的又一个催化剂，使之加速回归到三十年前的状态。因此，展望未来，我们需要降低期待，一方面要努力推动协调与协作，另一方面则将重心转向防范风险，加强危机管控。为此，有必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各国应保持从首脑到工作层等各级对话渠道畅通，通过官方渠道释放或者获得清晰的政策信号。过去几年中，有些国家为了战略调整进行国内动员，为此对其他国家进行毫无根据的诋毁攻击，同时夸大分歧争议，并故意对媒体泄密喂料。这种做法只能增加国家和民众之间的恶感，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任何国家。国家有分歧和争议很正常，应该通过对话渠道沟通交流。
第二，各国应该在“威慑”与“保证”信号之间寻求平衡。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宣示，都需要面对非常复杂的受众群体，包括国内、盟国、伙伴国家以及潜在对手。如何平衡“威慑”与“保证”信号，这考验各国的外交技巧。如果处置不当，给一方提供的“安抚”和“保证”信号可能被解读为对另一方的蓄意“威胁”或“威慑”，从而导致相关各方陷入安全困境，进入消极循环。
第三，各国应致力于在政治上不敏感的领域加强合作。各国之间合作、竞争和对抗的领域类似交通信号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领域属于政治上非常敏感的“红灯”区域，当前条件下各国很难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如果能妥善搁置已属上策。另外一些领域在政治上敏感度较低或没有政治敏感性，这些领域可称为“黄灯”和“绿灯”区域。处于“黄灯”区域的地区安全议题，各国应致力于防止因处置不当滑向“红灯”区域，并通过对话沟通增进理解，探索合作。处于“绿灯”区域的议题，诸如粮食供应安全、人道主义援助、气候变化等，各国应增进协调，拓展合作。
第四，各国有必要维持“1.5轨道”及“第二轨道”对话。如果官方对话条件不成熟，各方可通过这些非官方对话，探索解决问题之道，或者通过对话澄清立场，增信释疑，为官方接触创造条件。将来在新冠疫情好转后，各国还应鼓励更多的面对面交流；条件不允许的时候，视频会议也有助于增进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