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我一直很想写一写的人物，从文学地位上讲他上承李杜之盛，下启宋词之兴；从时代背景上讲，白居易出生于杜甫去世之后两年，卒于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前三十年，正经历了大唐王朝由衰落、中兴、挣扎，最终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历史时期。所以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人。
在建国前期的文学研究中，白居易有一个专门的称号，叫做“人民的诗人”，因为他有大量的诗作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疾苦，关心世间的不公与残酷。例如《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诗两转三叹，先说老翁身上衣衫单薄，意味着生活贫苦；但是衣衫单薄还盼着天气寒冷，因为天气寒冷自己的炭才能卖到个好价钱。短短的一句信息量非常之大，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进退维谷的困难生活。最后老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辛勤劳动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被皇宫强行征走，皇家征物常用纱绫抵作钱币，而当时钱贵绢贱，半匹纱和一丈绫比一车炭的价值相差很远，这是朝廷用贱价强夺民财。白居易诗作不单单是正面描写劳动人民的贫苦，而是犀利地直指造成苦难的罪魁祸首——当朝的特权阶级和不平等的制度，这是其深刻思想性和批判性的体现。
《新丰折臂翁》是白居易的另一首代表作，“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反映了战争强加给人民的苦难。这里新丰折臂翁和卖炭翁同样面临着“两难”：一个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个是“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生而为穷人，能选择的余地真的不多。此外，还有《重赋》描写了“羡馀”祸害人民的惨状：“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村居苦寒》、《纳粟》、《夏旱》等诗歌则是诗人在陕西下邽丁母忧、更广泛地接触了农民生活后发出的感慨，其中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描述，对于了解封建王朝底层人民生活状况，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再来看这首《秦中吟·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我第一次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汗毛倒竖，脊背发凉。《秦中吟》十首大多为这种形式，《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样的结尾不但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用，在文学创作层面，也有很大的价值。“欧亨利式的结尾”不如叫做“白居易式的结尾”，毕竟咱们早了一千多年。
在中国历史中，白居易也是少数几个将妇女——尤其是劳动人民中的妇女——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摆在重要位置的封建士大夫。《母别子》表达了对一位遭将军抛弃、被迫母子别离的妻子的同情和愤慨；《上阳白发人》塑造了一个后宫幽居四十年，在残酷的宫闱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后宫佳丽；《井底引银瓶》展现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妇女形象；《缭绫》的创作目的是“念女工之劳”；《议婚》更是关切了“贫家女难嫁”的社会现象。在《琵琶行》中，为什么后来“凄凄不似向前声”了，一方面是伤感身世，另一方面琵琶女这种“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士大夫严重就是“贱民”的等级（商人社会地位也很低，所以只能“老大嫁作商人妇”），很少会给她们尊重。而白居易这样的“大人物”，虽然“谪居卧病浔阳城”，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僚阶级，“朝廷来的人”，他能够“为君翻作琵琶行”那确实不是一般的待遇。
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的天子知。”说他看到了人间疾苦，郁郁何所为，怎么办呢，哭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好把它们写下来，目的就是“惟歌生民病，愿的天子知”。所以白居易写的是什么啊亲爱的们，他写的是唐朝的《生而贫穷》啊。
白居易前期创作了一百七十三首讽谕诗，除《新乐府诗》（50首）和《秦中吟》（10首）这六十篇代表作是反映民间疾苦外，更多地还是像皇帝进言，为朝政献计献策，提出解决方法。如讽谕诗第一首《贺雨》即为白居易向皇帝进言降德音，使宪宗出台“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等一系列利民政策，可谓知行合一，功德无量。
白居易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很大程度上与其出身有关。他小时候因避乱，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十五岁时便写下“故园望断欲如何？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这样情真意切的诗作。白居易的父亲早年过世，母亲更是常年卧病在床，白家的生活常常难以为继，白居易和弟弟又是要向邻居乞讨周济。所以说早年的颠沛流离和生活的贫苦，使他和当时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有了感情的共鸣，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用大量的诗作来记载人民的疾苦，替人民发声。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怀有热忱之心的赤子，永远散发着光芒。
（二）
除却思想性的高度，白居易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白居易是著名诗歌改革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主张诗歌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秿时缺”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口号。同时在文学风格上，要求文辞质朴易懂，更符合劳动人民的语感和叙事方式，语言通俗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同时创作也要考虑词句通顺，是否合于声律、可否入乐。不过新乐府诗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优先保证诗篇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因此许多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
新乐府文学风格的开创，对于后世宋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我们如今白话文的渊源：“周作人看到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明末文学运动同属一脉；葛兆光看到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宋诗‘以文为诗’传统的血缘关系。如果继续将探寻的目光往前，再往前，就不断地可以发现“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白居易、元稹的承续关系。”
可以说，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式人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当之无愧的唐代诗歌“第三极”。相比较于李白的仰望星空与杜甫的脚踏实地，白居易更像是他们的中和产物，既有关心人间疾苦这样沉重的诗作，又有如《长恨歌》这样的浪漫主义扛鼎之作，也有像“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清新时刻。如果说李白提供了天马行空、七分剑气三分月光的诗界典型和狂放自由的人格形象，杜甫留下的是沉郁顿挫、忧国忧民和济世难成的悲壮之歌，白居易则显示出将一切官样文章放下，以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一个既有先进性，又有局限性的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可以说是最本最真的诗人，烂漫的赤子之心，豁达的人生态度，济世情怀和修身情操，以及对文学和理想的执着与认真，这些在他身上高度统一。
就是因为白居易真的太“可爱”了，宋代文人对于白居易的追捧都超过了李、杜。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慕白”，大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膜那什么一样。首先正如上文所述，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和文学创作，对于宋诗宋词的影响深远，白居易也有许多传世的词篇，比如那首著名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词牌忆江南便以此命名。其次，白居易太会生活了，他的一生代表了封建士大夫物质精神双丰收的典范。苏轼就经常拿白居易自比“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看白居易的诗作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关于花草、酒、庭院设计，都有非常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庭院设计这一块，白居易洛阳的履道坊宅园是古代庭院代表性建筑，在日本都有着非常广远的影响。再次，当然是一些“粉红知己”的加成因素，苏轼虽然自比乐天，但是还要承认“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意思是我的生活态度虽然跟老白很像，但是没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的两位绝色佳人啊。不过老苏很快就不自卑了，因为他找到了一生伴侣王朝云，最后还不忘嘲讽一下他这位偶像：“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白居易心爱的樊素在晚年离他而去，而樊素以唱杨枝著名，所以老苏就洋洋得意地对老白隔空喊话：看我们家朝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
宋朝文人“慕白”的方式有建设、凭吊白居易遗迹，学习白居易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学习白居易庭院建筑美学，模仿白居易的语言风格，践行白居易的文学理念。讲真，像白居易这样，可爱，真性情，文采又好，多才多艺，又有生活情趣，对朋友重情重义，还有才色双绝的红粉佳人，怎么能让人不粉他呢，怎么能不“慕白”呢。
（三）
白居易为官早年，真的就遇上个类似的大新闻，虽然不是皇帝被害，但是其骇人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元和十年六月拂晓，大唐宰相武元衡出门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便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杀散随从，不幸遇刺身亡，刺客还从容地割下了武元衡的首级。朝廷二把手御史中丞裴度同样遭到袭击，头上、后背、腿上被砍了三刀，身负重伤。危急时刻裴度的车夫王义抱着凶贼大声呼喊，凶贼一刀砍断了王义的手，但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奄奄一息的裴度摔进了路旁的水沟，刺客以为裴度已死，又担心车夫的呼喊会很快招来人，遂扬长而去。
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同时遇刺，一死一重伤，这在真个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耸人听闻的。武元衡是著名的“铁血宰相”，以对藩镇的强硬态度而闻名，裴度是武元衡的副手，坚定地支持他的削藩策略。种种迹象都将幕后的凶手指向了藩镇，但是，朝廷百官却表现出一种唯唯诺诺的暧昧态度。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大，本来就没有人愿意得罪，再加上杀人都杀到门口上了，更没有人敢出头了。一些查案的官员都收到了刺客的恐吓信，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多数官员都做起了当缩头乌龟的念头。这时候有两个人站了出来，一个是兵部侍郎许孟容，一个就是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然而白居易的仗义执言随机遭到了亲藩镇势力的猛烈打压，当朝权贵们认为白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但是当时就是没有人敢说话啊）；同时一些不满白居易讽喻诗、嫉妒他才华的人，纷纷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因此有了千古不朽的《琵琶行》。
说起查案，白居易除了一腔赤诚和对真相的执着外，他的认真、严谨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李白有几百余首诗存世，杜甫一千多首，然而白居易流传于世的诗作达三千余首之多，为啥，因为白居易把自己一生所有的诗歌都整理了一遍；他不光整理了一遍，还抄了三份。我们知道，唐诗绝大多数都散佚了，据学者统计现如今流传于世的唐诗，大约只相当于当时唐诗总量的5%。刨却一些水平不高的充数之作，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数据。尤其是像李白这样的，随手写随手丢。白居易这样认真既可爱，也是我们后人的福祉。
白居易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整理，他把还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还为自己注诗，自己给自己注诗这种事，整个文学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他本来的创作理念就是诗要通俗易懂、言之有物，可能是生怕文化水平低的人看不懂吧。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这要放到当今社会绝对是个大暖男。
（四）
对于白居易的争议也很多，主要集中在他晚年略显消极的生活态度和一些个人感情问题上。正如我上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超脱于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要求一个人。就算白居易再怎么悲天悯人、在怎么尊重妇女、在怎么同情底层劳动人民，他依然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你非要用一些现代道德观去评判他的所作所为，那是强人所难。
白居易确实做了一些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来不地道的事，我们也没必要为尊者讳。但是对他的评价有一点我是并不认同的，就是人们普遍指责他晚年的状态，已经不再是那个敢于上书言事、为人民鼓与呼的白居易了。
在我看来，其实是有失公允的，白居易晚年可以说是委顺自适，但也依然壮气未销。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指出，白居易的政治态度是由长庆二年请求外放之际真正转入消极的，而牛李党争正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白居易在地方依然做出了非常耀眼的政绩，依然造福了一方百姓。比如任杭州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盐官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以后去西湖旅游，看见了风光秀丽的断桥和白堤时，不要忘记了这是白居易留个我们的另一个财富。
封建时代的固有矛盾，不是一两个白居易或武元衡就能改变的，白居易年轻时的诗作、奏章，已经能“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当他发现一切无济于事，人终究无法和客观规律做对抗时，选择更脚踏实地的造福百姓，力所能及的改变国家，有什么不好呢。他在杭州可以“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在洛阳可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讲道理，在封建时代，像白居易这样的好官，真的就够了。
我们在考察白居易晚年政治态度略显消极的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年龄和身体健康的因素。白居易晚年经常留下类似“岂独年相迫，兼为病所侵。春来痰气动，老去嗽声深”这样的诗句。他暮年苏州任上又失手从马上坠下，腰伤久治不愈，眼病也是难以医治。他是白居易，不是钢铁战士，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赤诚之人，这个时候感慨一下人生，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呢。
白居易晚年还要直面众多亲友纷纷离世的状况，他活了七十五岁，在封建时代算是非常长寿了。有的时候寿命长，也未必不是一种残酷。他的挚友元稹先他去世，他写的墓志铭；挚友刘禹锡先他去世，他写的墓志铭；他的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先他去世……对一位老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些更残酷的了。因此白居易晚年诗作多为《自悲》《自嘲》《自叹》《自感》《自悔》《自题》等类似的题目，我觉得以此来指责白晚年“消极”，恐怕有些不近人情了吧。
白居易的一腔热血，到晚年也并未消退，他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的赤子。长庆二年，眼见国家讨伐藩镇王庭凑久而无功，白居易甘“冒儒生论兵之嫌，诣延英殿进状”，献《行营状》，慷慨陈词，其忠贞不畏之心，可见一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白居易一生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是因为党派分野，而是坚守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道德——为国为民。
白居易过世后，唐宣宗李忱赋悼诗一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诗已至此，恐怕再多的话语也是多余，这就是我们可爱的诗人伟大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