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倒把这几个字眼，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然而在六十年代，我在农村生活和当大队干部的时候，这几个字眼的出镜率是极高极高的。它与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分子往往排列在一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对象之一。围绕着投机倒把这几个字眼，有数不清的政策条文、数不清的严打活动和数不清的个人与家庭的悲剧故事。
什么是投机倒把？顾名思义，就是倒买倒卖，从中间赚取差价。也就是说，如果你倒卖了东西，赚取了中间差价，你就是投机倒把分子。这就是当时对投机倒把行为和投机倒把分子的定义。当时的宣传口径是，要靠劳动致富，要靠勤劳致富，不能走歪门邪道。投机倒把就是歪门邪道之一。因为投机倒把和无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相容的。它是社会主义田地里的资本主义毒草，决不能让其生长蔓延，必须坚决彻底根除。
所以，那个时候，打击投机倒把行为不仅喊得很响，而且打击力度也非常大，在制度上从各个方面对它“围追堵截”。一旦发现，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我们的家乡是个果木之乡，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的梨子、杏子、枣子之类。乡亲们不能把这个当饭吃，需要到市场上出售换些钱来，购买生活必须品。而每次出售，都必须持有《农民自产自销证》，接受市场管理人员的检查。证明这些水果是自己家里生产的，而非倒买倒卖。不仅是水果，个人家里生产的鸡蛋也是如此，也必须持有《农民自产自销证》，才能到集市上光明正大的去卖。否则，不仅出售的产品会被没收，而且还要罚款和受到惩罚。我对这一点最为清楚，因为当时我是大队会计，负责《农民自产自销证》的开具。
《农民自产自销证》是从公社领取的，颜色是白色的。分为左右两联，左联为存根，右联填写后撕下来交给出售者使用。那个证明对出售货物人的姓名，出售的产品名称和数量，还有日期等等都填写的清清楚楚，上面盖有大队有公章。
我们村那个时候去县城，要经过县城南面的城墙垭口（那时候城南还有残存的城墙存在）。这个地方距离县城中心比较远，也比较偏僻和隐蔽，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几个中老年妇女挎着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布，偷偷摸摸地在那里卖鸡蛋。他们见到来人，一边靠近问询人家买不买，一边警觉地四处张望，害怕被管这个事的人给抓住，就像做贼般的鬼鬼祟祟。
我们家乡地处华北平原地带，年年种植很多棉花，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纺花织布。在六十年代初那个最为困难的岁月，村里有些胆大和见过世面的人，就悄悄的到各家各户收取布匹，或者想办法到市场上收购一些，携带到张家口和内蒙古一带去卖。据说那儿的人很喜欢这种人工纺织的花纹粗布，在那儿卖的挺好。这种行为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行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三五个人一伙，秘密地集体行动。为了逃避路途上的各种检查，他们把布匹一道道缠裹在身上，外面再穿上衣服，以此蒙混过关。有的人去过一两趟，有的人去过三四趟。当时是村里一个公开的秘密。
后来，这些事不知道怎么被上级知道了，先是来人到村子里进行调查，还对重点户进行了搜查。一时间村里闹得沸沸扬扬，传言四起。后来果真公安局里来人了，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上午在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讲了这件事情，还抓捕了一个人。那个中年男子是被当场宣布、当场踹倒、当场戴上手铐拉上车带走的。现场十分骇人。从那之后，人们就没有再听说有人去外地倒腾布匹 的了。
其实，村里人谁倒腾布匹，大家心里都清楚，只是碍于情面和关系，没有人去说。那次上级来人，还抓了人，很可能是有冤家对头的举报。不过，那些外出倒腾布的人，或多或少，都发了一些财，他们比其他人家的生活都要富裕一些。
在那些外出倒腾布匹的人中，还有一位是村干部。这个人没有文化。他在卖布返回途中路过北京时，由于不认识字，误打误撞地进了女厕所。被同行的人看到了，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在村子里传扬开了，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笑话。就这件事，还有人当面过问他，他矢口否认，说那是别人给他胡编乱造的。但他对在北京去厕所的事并不避讳，并颇有感触地说：那儿不好，到处都是水泥地，找个擦屎的土坷垃都没有。
那个年代，投机倒把是一顶黑色的帽子，是一个可怕的罪名。而成为投机倒把分子，就要被点名，被批判，被戴高帽子游街，甚至成为入狱服刑的对象。
